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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互联网世代之后,人类的成长就发生了破天荒的变化,十岁出头的孩子正值塑造品格的人生阶段,现在他们却沉浸于由社交媒体所编织的社会和商业试验中,如庞然大物一般,无处可逃。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并不仅仅是让孩子们上瘾,不愿意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它们还有一些更潜移默化的效应,会更强烈地应验在青春期女孩子的身上。

*文章节选自《娇惯的心灵》（[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乔纳森·海特 著 三联书店2020-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文 |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美]乔纳森·海特

互联网世代

《互联网世代》是一本出版于2017年的著作,我们在第1章曾做过简要讨论,该书的作者简·特温格 ,是任教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在书中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细致入微的图景,呈现了当代青少年和大学生的行为、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作为一名学者,特温格的研究关注代际之间心理上的差异,总结模式并追寻原因。在她的笔下,千禧世代之后的美国青少年被称为“ iGen” (构词如同iphone),也就是“internet Generation” (互联网世代 )的缩写 ,因为他们是破天荒的第一代 ,成长于互联网触手可及的环境中。[有些人使用了“Z世代” (Generation Z)这个词。]无可否认,千禧世代一开始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出生在1982年的年轻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家里已经用上了康柏 (Com­paq)电脑,他们在家用电脑上开始用网景浏览器(Netscape)和远景搜索(AltaVista)来下载音乐、搜索黄页地图了,但问题是,搜索引擎并不会改变社会关系——而社交媒体却会。

找到一个时间分水岭,以此划分出不同的代际,从来都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年轻人的心理肖像,特温格确定了1994年这个时间坐标系,以之为千禧世代出生的最后一个年份,认为从1995年开始,出生的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从千禧世代到互联网世代,青少年对心理态度和特征的自我描述存在着代际间的断裂,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追溯至2006年,也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长到11岁的那一年,“脸书”改变了用户注册的要求。注册时,你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在校的大学生;现在,任何一位年满13岁的青少年——或者实际年龄不足,但声称自己年满13岁的孩子,都可以加入“脸书”。

但“脸书”以及其他社交媒体的平台开始并未吸引太多的中学生,一直到iphone于2007年问世,然后短短数年风靡全美。因此,对于这段从2007年起至2012年前后的时间,我们不妨理解为一个短暂的变革期,在这五年间,美国普通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交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岁出头的青少年就开始使用“推特” (Twitter,创立于2006年)、 “汤博乐” (Tumblr,创立于2007年)、 “照片墙” (Instagram,创立于2010年)、 “色拉布” (Snapchat,创立于2011年)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年复一年,这些公司越来越擅长抓住并留住顾客的“眼球” ———此处借用了他们业内人士的说法。社交媒体可以使人愈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2017年,“脸书”的首任总裁肖恩·帕克接受采访 ,他对那些初始阶段发展的回顾,读来令人心惊胆战:

在开发这些应用时,“脸书”可以说走在头一个,所内置的思维过程……说到底不外乎是:“我们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你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多多益善?”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时不时地给你一点多巴胺的刺激,你会看到,又有人给你的照片点赞了,又有人给你的帖子评论了,诸如此类。而这就会让你发布更多的内容,然后,你就能获得更多的赞、更多的评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确认的反馈循环……正好是像我这样的黑客所能想到的主意,因为你正是要利用人类心理的某一弱点。

在道出上述一番言论之前,帕克还说过:“这对我们孩子的大脑会造成什么,只有老天知道。”

简言之,进入互联网世代之后,人类的成长就发生了破天荒的变化,十岁出头的孩子正值塑造品格的人生阶段,现在他们却沉浸于由社交媒体所编织的社会和商业试验中,如庞然大物一般,无处可逃。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特温格的书,基于她所进行的四项深入调查,跨度达数十年的周期。其中一项调查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而另两项则关注更广泛的青少年,还有一项则扩展至全美的成年人口。《互联网世代》这本书,包括了作者从上述四个数据库内所绘制的大量图表,展示出青少年行为和态度自20世纪80或90年代开始发生的诸多变化。看这些图表,图中的曲线基本上波动不大,但到了从2005年至2012年期间,在某个点上,原本水平线上下的线条,突然向上抬头,或者骤然向下俯冲。有些趋势是相当积极的:生在互联网世代,青少年不爱喝酒了,也不怎么抽烟;开车上路时,他们相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连他们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都向后推了。但还有些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有一些甚至让人颇为担忧。特温格以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总结了她在书中的发现:为什么今日的孩子即时互联,但在成长过程中却更少叛逆,更多柔顺,更不快乐———并且对进入成年毫无准备———对于我们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按照特温格的分析,代际之间的两项主要变化,可能推动了安全主义自2013年以来在校园内的兴起。第一项变化:现如今,孩子们的成长要缓慢很多。有一些活动,被公认为标志着从童年期转向成年期的事件,比方说打工、开车、饮酒、约会和性爱,现在发生得更迟。若是同他们的前辈相比,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要更晚熟,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尝试,而且也没有表现出前辈们的热情。你看现在十来岁的青少年,他们不愿意参与这些活动(此类活动通常需要同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宁可用更多的时间来独处,同屏幕互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直升机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人身安全的担忧,再加上屏幕那无法阻挡的诱惑力,均造就了互联网一代的新问题:同前辈相比,互联网的新一辈很少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同朋友们外出玩耍。

归根结底,当互联网的新一辈抵达大学校园时,亦即自2013年秋季开始,同此前任何一代大学生相比,他们所积累的线下生活经验和无人看管时间都要少得多。如特温格在书中指出:“现在 18岁的孩子 ,其举动像极了过去 15岁的孩子,而 13岁的孩子就好像 10岁的孩子。青少年的人身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安全 ,然而他们的心智却更脆弱了。”上述这些趋势,大部分是不分社会阶级、种族和族群而一起出现的。所以说,若同此前时代的 18岁相比,互联网的新一辈平均而言还没有做好上大学的准备。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学生群体要求更多的保护,在他们的事务以及人际冲突中要求成年人更多地介入。

第二项发生在代际之间的主要变化,是焦虑和抑郁症比例的急剧上升。在本章余下部分,我们运用特温格在《互联网世代》内所给出的数据,绘制了三个图。这些图直截了当,讲述了一个能让听者流泪的故事。

关于心理病症的研究向来有一定论,女孩要比男孩更容易抑郁和焦虑。这一性别间的差异,在青春期到来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甚至并不存在,但自打进入青春期,差异就显现出来。21世纪之初,青春期男女之间的差距相当稳定,但大约从2011年开始,青春期女孩的抑郁比例迅速增加,由此导致差距扩展开来。如图7. 1所示,到了2016年, 根据受调查女生所提供的信息,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症状符合了我们的标准,也就是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严重的抑郁症发作。男孩子的抑郁比例也有所增加,但相对而言要慢很多(从2011年的4. 5%上升到2016年的6. 4%)。

青少年的抑郁率

图7. 1:统计从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在此前一年,至少出现一次严重抑郁症状的百分比。自2011年起,比例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女孩子的状况(资料来源: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数据)

七年不过转瞬即逝,难道青少年的心理状况竟至发生如此的变动?说不定,图7. 1所反映的,只是诊断标准出现了变化?也有可能,只是做出抑郁症之诊断的门槛被降低了,但假设更多的青少年因此获得帮助,大概也能算是好事一件吧?

不排除以上可能,但也要想到,降低抑郁症诊断的标准,鼓励更多的“病人”使用治疗和心理疾病的语言,也可能导致某些不良后果。给人贴标签,会制造某种所谓的循环效应: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诊疗于是变成了自我应验的预言。“乱贴标签”之所以构成如此强横的认知错误,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如果抑郁症成了你的一种自我认同,那么等着吧,你就会形成相应的心理图式,关于你自己还有你的前途(我一无是处,没有未来可言)。这样的心理图式会成为你的负担,你因此难以调动能量,专心致志地应对挑战,而反过来说,若是你能够从容应对,就会克制抑郁症对你的掌控。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抑郁症的真实性。我们永远不会告诉抑郁症患者,只要“坚强些”,这些症状压根不是事———格雷格有过切身的体验,深知这么做毫无帮助。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分派心理健康的标签时,若是降低诊断的门槛(或者说鼓动“概念渗透” ),就会增加“患者”的人数。

但悲剧在于,图7. 1所示的青少年抑郁症的激增,并不仅仅是诊断标准变化的结果,我们这么说,是有坚实证据可以作证的:十来岁的青少年的自杀率也在增加,其趋势与抑郁症比例一致。如图7. 2所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10万名年龄在15岁至19岁之间的青少年的年度自杀人数。自杀率和尝试自杀率是两回事,因性别而异;女孩尝试自杀的次数更多,但死于自杀的男孩却更多,究其原因,在于男孩通常会选择不可挽回的自杀方法(比如吞枪或者从高层建筑跳下)。数十年来,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上下波动,在20世纪80年代,因当年犯罪和暴力的高潮而迅速上升。但随后,进入90年代,犯罪的浪潮突然消退,所以青春期男性的自杀率在1991年到达历史高点。尽管自2007年开始的自杀率上升还未至历史最高点,但目前来看,它仍然高得可怕。再看青春期女生这一边,可用的数据开始于1981年,从这一点起算,女生的自杀率始终保持稳定,虽然与同年龄段男性相比,女生的自杀率要低出许多,但只看女生这条线,自2010年起自杀率稳步上升,便已经到达女生自1981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若同本世纪初相比,现如今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少女则增加了一倍之多。在加拿大,十来岁少女的自杀率也在上升,只是没有如此快速,与此同时,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却有下落。(而在英国,不论男女,自杀率近年来都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青少年的自杀率(每10万人)

图7. 2:按性别划分,年龄在15岁至19岁的青少年,每10万人的自杀率(资料来源: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致命伤害报告》, 1999-2016)

近期有一项研究着眼于“未致命的自残伤害”,它用另一组数据也确证了同样的趋势,心理疾病问题愈演愈烈。在这些案例中,青少年被送进医院的急救室,因为他们自己动手,伤了自己的身体,比如用剃刀割伤自己,拿头撞墙,或者饮下毒药。研究者所用的数据,来自遍布全美的66家医院,时间从2001年开始,因此他们可以估算出整个国家的自残率。他们的研究发现,青春期男生的自残率保持稳定,在15岁至19岁这一年龄范围的男生中 ,每10万人有大约200人自残。而比较同年龄段的女生,自残率则要高出许多,但从2001年至2009年间也保持相对稳定 ,每10万名女生中每年大约有420名自残。但从2010年开始,青春期女生的自残率逐步上升 ,在2015年达到了每10万人中有630人。年龄再小一点的少女(10岁至14岁),自残率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 ,从2009年的每10万人中110人,到2015年的每10万人中318人,几乎增加了3倍。(而在此阶段, 10岁至14岁年龄段的男孩的自残率保持大致稳定 ,每10万人约有40人。)由此可见 ,自2010年开始,女孩们的日子就过得很糟心。

反社会的社交媒体？

心理疾病和自杀行为为什么出现激增?幕后推手是什么?特温格相信,自2007年前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开始迅速渗透进入青少年的生活,而到了2011年前后,心理健康出现大面积危机,因此,前者是主因,后者为果。在《互联网世代》一书中,特温格给出了一些表格,显示出数字媒体的使用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两者协同共增。就此而言,以数字媒体为罪魁祸首的解释,要比其他因素更合理,比如说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到了2011年,美国的国内经济和就业市场已经企稳,且稳中有进,因此经济因素不太可能是主因,没有经济已经向好而青少年心理健康却在之后恶化的道理。

简单的相关性固然可以给出提示,但只凭它们,我们还是无法搞清楚前因如何得出后果。在既定的时间段,许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不乏机会去碰到所谓的伪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s)。比方说 ,在美国 ,奶酪的年度人均销量和每年因被床单缠住而致死的人数 ,存在着近乎完美的正相关,但我们不能由此认定,吃奶酪会导致人们有不同的睡姿。两种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是“虚假的”,因为两项数据在同一时期内的稳步增长,不过是个巧合。

为了防止落入伪相关性的陷阱,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的变量———若是某种特定的因果解释是正确的,则可以预判这些变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完成这项检验,特温格考察了个体学生所报告的全部日常活动,用了包含此类指标的两个数据库。特温格发现,一方面,同抑郁和其他自杀类似的结果(诸如想自杀、计划自杀或者尝试自杀)存在显著相关的,只有两种活动:一是使用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二是看电视。而另一方面,还有五种活动,同抑郁症存在着负相关(也就是说,孩子们每周花在此类活动上的时间越多,则抑郁症的可能就越小),它们分别是:体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锻炼,参加宗教活动,读书(也包括其他印刷载体),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以及做家庭作业。

比较一下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两列,留意一下,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区别吗?屏幕,还是没有屏幕。若孩子们每天闲暇时盯着屏幕不超过2个小时,他们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并不会升高。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时间超过2小时,那么盯着屏幕每多1个小时,抑郁症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与之相反,孩子们若长时间远离屏幕,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参与到无屏幕的社会交往中 ,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患上抑郁症或滋生出自杀的念头。(特温格也指出,反向因果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也就是说,抑郁症是因,而抑郁导致了孩子们会在屏幕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她也表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

为何会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电子设备让我们离群索居。人类是“彻底社会” (ultrasocial)的物种。黑猩猩和狗都有非常活跃的社会生活,但人类作为彻底的社会物种,远非诸如猩猩此类的“社会”动物所能及。就像蜜蜂一样,人类可以形成大规模的群体,分工明确,通力合作。人类喜欢成群结队,热爱团体运动或彼此呼应的活动,只要能给我们带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感受,人类就热衷于此。(这种彻底的社会性,让我们联想到第3章所讲的部落主义心理。其中的门道一言蔽之,便是既要满足人性对归属和交往的需求,又不能激发起部落主义中更封闭甚至暴力的基因。)无可否认,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创建大型群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问题是,那些“虚拟”团体同面对面的社会联系相比,可不是一码事;可以想见,它们也无法用相同的方式来满足人性对归属的需求。特温格教授及其合作者就道出了个中关键:

千万不要忘记,人类的神经构造是如何进化而成的,不可脱离的条件就是与他人进行紧密的、通常是连续不断的面对面接触(包括非视觉和非听觉的接触 ,比方说触摸或者嗅闻),因此,若是减少或者删除该系统的关键输入,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不稳定。

特温格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的观点,她发现,对于那些更社会化的孩子,也就是比一般孩子更热衷于参加面对面的社会交往的孩子,在电子设备上花时间通常来说并没有伤害。换言之,屏幕和社交媒体是否会显现出它们的负面影响,取决于十来岁的青少年同他人相处的时间长短。但电子设备之所以有害,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让孩子们上瘾,不愿意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它们还有一些更潜移默化的效应,会更强烈地应验在青春期女孩子的身上。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孩子？

前文的图表已经显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青春期女生的心理健康要比男生更糟糕。进一步讲,既然社交媒体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那这一块的后果大概只应验在了女孩子身上。特温格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男孩子来说,总共的屏幕时间同不良的心理健康结果是相关的,但具体到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却同心理问题并不相关。问题于是来了,为什么社交媒体会伤害女孩子,却放过了同龄段的男孩子呢?

这里至少存在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交媒体所呈现出的,是那种“展示”版的生活,而这种存在于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对女孩子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许多观察者已经指出,较之于男孩,女孩更热衷以接纳和排斥为中心来组织她们的社交生活。社交媒体就如同大功率的发射器,把同龄人的日常都展现在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眼前,她们打开屏幕,看到的就是那些她们所认识的朋友,如何一起玩乐,一起做事———包括有些她们本人没得到邀请的活动。一方面,这会加重所谓的“错失恐惧症” (FOMO,担心自己错过了),不分性别,同样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刷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展示”版的照片,女孩子受到的冲击就远大于同龄男性,归根到底,按照乔治城大学语言学教授黛博拉·坦纳所言 ,这种所谓的“被遗落的恐惧” ( FOBLO,亦即害怕自己被踢出圈子)会给女孩子造成更多伤害。当女孩子看到朋友们在一起的照片,若是她收到邀请但却因故无法参加,这叫“错过”,但若是她连邀请都没收到过,这就是“被遗忘”,这会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况。此处正如特温格所言:“女孩子更常使用社交媒体,当看到同学和朋友三五成群,而自己却一人独处时,她们就更常感受到被排斥,感到孤单。”特温格在这里用数据来说话,她的结论是,不论性别,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自认为受冷落或被遗忘的人数,目前处在历史的高点,但就变动的走势而言,女孩子患此恐惧的增幅更大。从2010年到2015年,统计10来岁的男孩子,他们承认自己经常感到被冷落的比例从21%增至27%。女孩子则从27%跃升至40%。

社交媒体的内容分享还会造成另一个后果,青春期的女孩子打开自己的手机应用,马上就会受到人造美女或自动美颜照片的连番轰炸,让她们对自己的外貌更缺乏自信。现如今,并非只有时尚模特的照片才会被修图;色拉布和照片墙这样的平台自带“滤镜”,让女孩子修饰自拍造型,编辑修图,甚至连她们的朋友在照片中也更漂亮。这些滤镜可以让鼻子更小,嘴唇更丰满,还可以磨皮祛斑,皮肤变光滑。这导致了一种新现象:眼下,有些年轻女性想要做整形手术,让自己看起来如同美颜自拍照中的样子。

社交媒体之所以跟女孩子过不去,第二个原因在于女孩和男孩都有攻击性,但行为方式却各有不同。心理学家尼基·克里克的研究表明,男孩子的攻击性更多地表现在身体上——他们会互相推搡、打架斗殴,也更热衷于以身体侵略为题材的故事和电影。与之相对,女孩的侵略性更多发生在“关系”层面;她们会想办法去破坏对手的人际关系、名声和社会地位——比方说,使用社交媒体,务必要让对手知道,她已经被踢出了小圈子。总而言之,就整体而言,男女两性在攻击性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他\/她们在伤害他\/她人时会首选什么样的方式,男女之间却一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说到底,克里克是在20世纪90年代得出了上述研究结论,那时候社交媒体可连影也没有呢。)更不必说,既然男孩子的攻击一般而言是直接对人的,那么在他们各回各家后,受攻击的目标就有了避难之所。但在社交媒体的笼罩下,女孩们无处可逃。

给定男女之间所首选的攻击方式有上述差异,若现在有一个大恶魔,在美国全体青少年的口袋里,都放入一把上了膛的手枪 ,结果会如何?谁会遭受更多的伤害,男孩,还是女孩?大概会是男孩子,原因很简单,他们会发现枪战更刺激,更倾向于用枪来解决冲突。话说回来,假如这个大恶魔所送赠的不是枪,而是在每个青少年的口袋里放了一部智能手机,里面装满了各种社交媒体应用,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抛开恶魔的设定,以上大概就是从2007年至2012年这五年间所发生的事。现在已经水落石出,女孩们更受伤。社交媒体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它不仅会破坏人际关系,同样也可以加强交际,在很多方面,它让青少年有了宝贵的实践,以锻炼他们社交的技艺。但问题在于,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说是继人类发明语言以来,进行人际关系之进犯的最大利器,而当前可用的证据已经表明,女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之深受影响。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美]乔纳森·海特 著

田雷 苏心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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