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提出过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的“四合”观点，“四合”中顶为重要的是“己合”。“己合”先要做到身与心合，心理平衡，就能不惧艰辛，笑对困难，蹚过逆境的河流，战胜艰难险阻。好心态，能挡住私欲的侵蚀；好心态，能甘于寂寞，在工作上忍受苦累，在生活上甘于清贫。面对急难任务不退缩，关键时刻上得去。有了好的心态，才能够懂得付出，生活上知足，事业上知不足。
好心态不是挂在嘴上的标签，不是众人面前作秀的“道具”，而是植入骨髓的意志意念。有了这种意志意念，好心情好际遇自然而来。好心态是一种自然的累积，靠平素点点滴滴的修炼修养得来。有了好心态，方能不逾矩，也才能顶天立地；有了好心态，就能见得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强。有了好心态，不至于动辄醋意大发，对人妒忌打压背后诋毁，也才能步入良性竞争的轨道。就像北宋两位名相司马光和王安石，虽然两人政治主张迥异，但从不诋毁对方人格和人品，无论在何种人生境地依然敬重对方的道德品性。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待人做事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原则底线，这才是真正的谦谦君子。君子进步，进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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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制后员工关系管理的几个基本理念(奉献,是一种,理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近来许多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基本结束，进入“产权清晰、职工身份一体化”时代，面对投资人的期望，当前最重要的事我认为应是“内部管理运作体制的改革”，本人觉得以下几个方面应值得分析和探讨。
一、“人力资源投资”理念要建立
从国营到民营，在改制中职工国有身份进行了彻底置换，为企业劳动力市场化提供了条件。从“人事调配”到“人力资源管理”最显著区别后者将人当作一种供挖掘、供开发的资源，既然是资源就要首当考虑其“使用成本”、考虑其投入成本、考虑其最优配置。“人力成本”理念使我们将人的配置、薪酬、培训、福利等纳入企业预算体系，“人力资源投资”理念让我们对“人力成本”的投入看着是一种长期投资行为，它面对的是长期收益，而不应该当着一种短期行为而采取“可不为之”态度（因为这可能影响当期收益的减少）。员工关系管理应从后台走向前台，逐步让企业内部劳动力走向市场化、资源化，“优质优价”、“效率优先”、按岗位需求推进最优配置，“同岗同薪”、“岗变薪变”、“按岗定薪”的原则将揭开人力资源管理时代的第一章。
二、“奉献”与“员工满意”
“奉献”理念从国有到民营，这种大公无私，吃苦在前的精神支柱不能丢，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我认为“奉献”理念应得到进一步延伸。企业内部劳动力的市场化，企业的管理者必将“员工满意”提上日程，从而获得第一资源——“人”的理解和“触发”，以实现企业运行的效益最大、最优原则，以期获得远程规划（企业长寿）的基础。由此延伸，奉献是一种内心“触动”，“自发而成”。当前从管理人开始，进行角色演变，推进内部服务行动；从让“员工满意”开始，推进管理活动的改进。“优质优量”完成本职工作是一种奉献，爱护关心帮助下属也是一种奉献，当然埋头苦干者，献计献策为企业赢得荣誉者更是“奉献”的楷模。
三、“信息流”要有——“绿色”通路 猜你更喜欢:千年一叹 自序(崩坍,都是,荒原,历险,书稿)
千年一叹 自序(崩坍,都是,荒原,历险,书稿)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刁饰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而这次，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七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撞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嗅，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俱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凉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咚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篇日记，不太容易。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人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戈汉生吃了。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冀冀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酉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晴糙析。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析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又引导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这篇自序，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二月一日晨写，二千零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再版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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