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轨迹】1992年，大学刚毕业的周琪分到一家研究所工作，不到半年，他毅然南下“淘金”。到广州、深圳，原本很“牛”的周琪一下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心甘情愿给香港地产经纪人当起“马仔”。“拎包”大半年后，他开始“单飞”，有了一些经验后，又做起服装的品牌管理人。1996年，周琪回到无锡，开了家品牌服装店，1年后将店盘掉小赚了一票。赚钱后的他再次“飘”了起来，吃喝玩乐，那些钱很快挥霍一空。
此时的周琪，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为了生存，他甚至只能去“练摊”。直到1999年，他进入吉通通信公司，生活才算稳定。
2000年，周琪自己创办公司，为吉通供应网络设备，由此真正掘到了第一桶金。2001年，电信市场风云突变，生意陷入停顿，周琪再次走到事业的十字路口。经过市场调查，他决定做世界顶级网络产品美国“思科”的代理商。
乘着近几年网络大发展的东风，经过一番努力，周琪创立的“快威网络”如日中天，总部移至香港后，他在全国设立了6个分公司，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业务呈几何级数增长，周琪又开始思忖着玩起资本经营，与国外实力派企业合作，赴尼泊尔等国开拓新业务。
【创业感悟】感悟之一：创业心态一定要平和。周琪坦言，大学毕业后五六年，他常常急于求成，“拍脑袋想主意，拍大腿就上马，拍屁股就走人”，以这样的心态创业肯定不会成功，此时积累最重要。经过面壁反省，他总结出自己具备很多实战经验，但缺乏系统的管理知识。因此，虽然薪水相对较低，他还是选择进入吉通学管理，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快威网络”。
感悟之二：决断前务必进行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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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制 企业如何真正迈过“发展”关？(改制,企业,股东,持股,多元化) 国企改革是一项牵涉到多方利益的攻坚过程。近几年，随着国企改革的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大量退出，多数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和民营化。但事实上，有很多企业虽然形式上完成了改制，并没有真正“变制”，改制后企业整体并不良好的内部管理状况，以及较低的市场竞争力状况，都使得改制只走了一半。改制企业如何真正迈过“发展”关，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国企改制成“衍生民营”？
大多数“改制”而未“变制”的企业，只是股权实现了多元化或民营化，但事实上企业内部科学灵活的管理体系并没有建立，这类企业既不再是国有，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营企业，我们称之为“衍生民营”。
这类企业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虽是多元化持股，决策质量和效率下降
“衍生民营”企业既失去了国有企业协调力量集中的优势，又没有形成民营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有的企业改制后甚至采取全员持股、全员平均持股，连买一个几千元的东西都需要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严重降低了企业的决策效率。而且，这种看似“民主”的决策也并不一定高质量。
2、股东意识和职工意识之间存在矛盾，从“大锅饭”变为“大锅股”很多改制为多元化持股的企业，产权关系并没有落到实处，主要是股东与职工概念、意识混淆。一些企业经过改制，职工出资入股，成为企业股东，但并不真正明白股份持有者的权、责、利，相应的风险意识更加薄弱，往往会与职工集资混为一谈；有的改制企业职工出资入股后成为股东，就认为，既然成了股东，当然要成为企业职工，企业无权进行正常人员调整和配置优化，因此，难以在企业内部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事实上，从“大锅饭”变成了“大锅股”，没有完成观念的根本转变。
3、内部科学的管理体系没有建立，适应不了市场要求
“改制”而未“变制”的企业，往往只完成了公司化改革这一企业改制的基本要求，企业的决策机制、经营机制、分配机制等内部运作体系仍带有较多原体制下的痕迹。在面对市场时，竞争能力仍显不足，这也是很多企业进行二次改制的主要原因。 猜你更喜欢:千年一叹 约旦2:山洞盛宴(约旦,戏照,中国,厨师,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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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一些粗面饼包生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间题。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这个沙漠中的小王国，我们早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
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万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膛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偏四季豆、蘑菇偎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占－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抚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且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佐料？幸好原来使馆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长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司时良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于，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
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
“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大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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