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署名“王平均”的人在国内几个主要经济类网络论坛上对施正荣财技提出了质疑，一时成为热闹的谈资。网站资料显示，王平均是居住在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博士，半导体物理的专业研究者。
三大疑点浮出水面
王平均认为，施正荣和无锡尚德至少存在三个疑点。
疑点之一：施正荣吹嘘他的导师来误导别人？
施正荣曾说他的导师获得过“诺贝尔环境奖”。王平均指出，这并非大家所知的诺贝尔奖，诺贝尔没有环境奖。该奖项原名NobelAlternative，是德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设立给那些环保人士的。施正荣有借此误导他人的嫌疑。
疑点之二：到底是谁在为太阳能电池板埋单？
无锡尚德于2001年1月注册，2002年开始运营，2003年年底盈利90万美元，2004年盈利1800万美元，2005年预计盈利5000万美元，2006年预计盈利1亿美元。一连串数据近乎完美。但问题是：无锡尚德到底是怎么盈利的？又到底是谁在为它暴涨的业绩埋单？
王平均猜测是“国家埋单”。他诘问道：太阳能电池板“是不是卖给无锡市，是不是国家给你(施正荣)埋单？”
疑点之三：摩根士丹利在融资项目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王平均追问：摩根士丹利的18亿美元资本难道没有在炒作人民币的嫌疑？“摩根参与运作纯粹是赚钱，但是他会很快套现，过不了几年尚德什么都不是了。因为你尚德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旁证于现有资料，第二个疑点实际难以成立。坊间盛传，无锡尚德产品90%的市场都在国外，它在国内只承建了一些譬如森林指挥所、西藏地区、2008绿色奥运等不足总计400kw的项目。另外还有传闻说尚德现在一直在成倍地扩大产能，上游有原材料就收，订单超过生产能力。尚德的产品价格只有国外厂商的一半，价格很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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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九大悖论：成功之后的衰败(悖论,成功,雨衣,企业,公司) 在《空雨衣》中，汉迪共总结了九大悖论：智力悖论、工作悖论、生产力悖论、时间悖论、财富悖论、组织悖论、衰老悖论、个人悖论以及公正悖论。他描画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意象：JudithShea所做的一尊铜铸的雨衣雕塑，笔直站立，里面空无一物。对汉迪而言，这件空的雨衣就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悖论的象征。避免让生命成为空雨衣，让未来变得有意义的关键就在于认识和走出这些悖论。
这是一种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商业社会的深层思索。如果从更贴近管理实务的角度来看，汉迪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认识是所谓“成功的悖论”。简单地表述就是：让你到达今天位置的东西和方式，可能很少是令你继续到达明天位置的东西和方式。
企业界存在一种已被广泛认知的现象，可以称为“成功之后的衰败”。彼得斯和沃特曼合着的《追求卓越》十分有名，但书中很多得到“卓越公司”称号的企业却似乎受到了诅咒。在该书出版发行后的10年里，灾难降临到了这些“明星企业”头上。这种情形在高科技领域里尤其明显，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王安电脑公司、数字设备公司等一系列被评定为业绩优良的企业一个个栽了跟头。此类现象预示着声誉和成功的脆弱性。
导致“成功之后的衰败”的因素是什么？企业昨天的制胜之道怎样演变成了今天的惯性思维和僵化教条？成功企业内部日益滋长的自我满足甚至是傲慢自大如何令其丧失了直面现实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只有到了日趋僵化的政策和日积月累的管理层的自傲将企业拉入危机的深渊之时，管理者们才不得不坐到一起自问：“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错？”
这样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法国Insead学院的保罗。埃文斯教授认为，原因在于公司的一种强大惯性，管理者不断完善自己赖以成功的那些做法，直到走向危险的极端。领导力顾问约翰。奥尼尔则把“成功的悖论”归咎于成功者无法忘记过去的心态。如果一个人在情感上和过去存在太多的联系，就很难在任何方面和过去有所不同，也就会太久地坚持过去的东西。 猜你更喜欢:前门遇马队记??周作人散文(前门,的人,的是,都是,有什么
前门遇马队记??周作人散文(前门,的人,的是,都是,有什么)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站立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
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
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的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
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
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
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
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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