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审美文化中的虚静，对日常品茗审美而言，并非空泛，仔细品味，有助于在品茗生活中更好地获得审美感悟。虚静之说并不玄奥，只需明白，静始于虚，在内心世界的空间里，在受到外物之苦时，在品茗审美之前，需把心灵空间的挤轧之物、堆垒之物，尽量排解，静下神来，定下心来，开始走进品茗审美的境界，静静领悟茶之色、茶之香、茶之味、茶之形的种种美感，及赏鉴茶道文化生活中的择器之美、择水之美、择侣之美、择境之美。这正是属于虚静之美的境界。
历代茶人在咏茶的创作中，在茶道审美的感悟并吟咏中，自然围绕亦虚亦静的精神氛围与精神境界。当心灵世界的静氛形成之时，更给茶道审美感悟并咏茶创作营造了最佳契机。禅有禅悟，茶有茶思。就茶道审美与咏茶创作来说，茶悟出茶思，茶悟出茶情，茶悟出的是不失茶氛的灵气，茶悟出的是不失茶韵的美感，这一切皆跟所谓禅悟迥乎其异。由茶悟而升华，达于无穷美妙的艺术境界，达于像卢仝在《七碗茶诗》中所讴歌的那般如梦如幻，如恍如惚，如通仙灵，如御清风的诗性境界。这正是茶道及其审美文化，包括虚静之美所达到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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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分抵不过痴迷(陶器,作品,老人,台架,有了)
城市的一条偏僻街道上，每天下午都会出现一位耄耋老人，戴着老花镜坐在自家门前制陶。你看他凝神于转动的台架，两手灵巧地运动，就像搂着一个娇柔的婴孩。再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他左手少了根小拇指。
老人不识字，但他是本市惟一的制陶艺人，名声远播，每年都有外国人慕名前来购买他的陶器作品。画报，互联网上，也不乏对他的介绍。
儿童时代，老人家贫，父母无力供他读书，他只能每天在田间干杂活。那里的乡野有好土，非常适合制陶器，这样的手工场有很多。耳濡目染，他对陶器产生了兴趣。可惜，手工场生产的陶器全部是生活日用品，廉价而粗糙，匠人们也没有出色的。他跟着照葫芦画瓢，只是弄出一堆小孩子的玩意。
到了少年时代，他觉得自己无法割舍对陶器的热爱，总想着造出真正的陶器。但是，这时的父母开始干涉他，认为这种雕虫小技不足以谋生。他不听话，屡屡遭到父亲的打骂。一次，父亲盛怒之下，挥铁锹砸他制陶的台架，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挡，结果左手断了根小拇指。
父亲过世后，他没有了管束，与母亲相依为命，日日除了在田间操劳，便是坐在家门口制陶。20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母亲着急，托人说合，但儿子不务正业的“陶痴”名声已经在外，没有谁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而他本人根本就不在乎。
“文革”期间，一次市革委会搞农民艺术展览，选中他的一件作品，照片还上了报纸，这件事居然解决了他的婚姻大事——一位插队的城里姑娘倾心于他的艺术，嫁给了他。那时，他已经43岁了。
上世纪80年代初，他随太太进城，每天还是在制陶。不同的是，他有了“市场意识”，陶器都是用来换钱的，因为太太一个人在工厂上班，难以养活全家。
又过去十多年，他的周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制陶的工匠，别人却说他是“老艺人”。他的作品越来越走俏，被作为艺术品陈列、收藏。他本人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值多少钱，但市场却把他的作品的价格一抬再抬——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为此惶恐：怎么，一个陶制的仙女能卖上1200块？
他在不知不觉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因为他那些质朴、生动、精巧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任何人无法复制、模仿的。他的名字开始进入报纸、电视，他本人也不时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那个活动……
有人求教老人的成功经验，老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只是说：哎呀，我这辈子呀，也就是围着这个机器转呀转的……
是的，你围着一件事转，转呀转，转到黑发变成白发，转到地老天荒，最终，你就会转成一个圆心，世界也要围绕着你转的。 猜你更喜欢:思想革命??周作人散文(思想,古文,荒谬,的人,的是)
思想革命??周作人散文(思想,古文,荒谬,的人,的是)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除了几个讲“纲常名教”的经学家，同做“鸳鸯瓦冷”的诗余家以外，颇有人认为正当，在杂志及报章上面，常常看见用白话做的文章，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
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譬如署年月，因为民国的名称不古，写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党气味，写作“己未孟春”又像遗老。
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瘾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
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
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
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
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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