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月的变迁中，我学会了沉默，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学会了伪装，在社会的大潮中，我学会了，我学会了隐藏。虚无的上帝，总是在人间飘荡，我等待着拯救的到来，时间在我的睡梦中消失了。孤独成为了人生唯一的出路，在茫茫的夜色中，我不止一次想看到故乡的明月。
失望、悔恨、落寞交杂的世界，没有尽头的大海，向永恒的噩梦，侵扰着着我的梦境。我在没有生灵的世界里存活了一个世纪，想要把天地埋葬在罪恶的深渊。
忽然有一天我从天堂中走了出来，我想回归地狱，一切的美好都是罪恶，我厌恶世界，那无意义的生命想蛀虫一样，啃噬着虚空。万物走到了时光的终点，没有留下痕迹，把罪名添加给了后来者。太阳的光芒照彻着的大地，此刻千疮百孔，生命是时候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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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谈到什么时候结婚合适？(结婚,他说,爱情,和他,六年) 她们总是说，我不结婚，我要等他什么都有的时候再娶她。可是傻丫头，等我的有房有车有银子什么都有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就不是我了……
有一个朋友，已经和她男友跑了六年的马拉松了，两人青梅竹马，朋友们只等着他们结婚的喜讯。前几天她突然发消息说，其实她和他不久前分手了。如今她依旧单身，而他，已经结婚半年，和一个只认识三个月的女孩儿。长达六年的感情抵不过三个月的感情，这世界还真是讽刺。
日子久了，两个人会认为结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承担责任。喜新厌旧是人性，时间太久了太长了，把爱情和激情都给磨掉了。这时候任何一个小小的借口，都能成为决然分手的理由，分手后他遇到另一个女孩，她的新鲜点燃了爱情的火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灌溉着他枯竭已久的爱情，所以他仓促的决定结婚。
等到真的结婚后，爱情降了温，才慢慢的发现其实妻子的身上有着许多前任女友的影子。他比较爱的人其实还是前任女友，可是他娶的却不是她。
他其实就是喜欢她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当时以为的两个人不爱了，是时间太久了太长了，把爱情给掩盖了。他说现在每每听到刘若英的《后来》，居然会无法克制的流眼泪，想起的是他交往六年的前任女友。
热恋的时候。你们披星戴月地约会，手牵手，不记来时路，是想真心真意走完这一生。你们每天不断地电话，手机短讯、QQ、Email、MSN不放过任何一个媒介和平台，只是想多听对方说一句话，多知道对方一点信息。
你们巴不得每分每秒腻在一起，睡的时候你枕着他的胳臂，醒着的时候你盯着他胡子拉碴青青的下巴。你撒娇，搂着他的脖子荡秋千，你耍赖，轻轻一跳双腿盘住他的腰，挂在他身上。
可是他归要结底还是个普通的男人。别的男人有的优点他有，别的男人的缺点他一样也不少。情到深时人孤独，你明明是和他一起，可是你还是不能确定他的心里眼里想的念的全部是你。他和别的女人有说有笑，你的心开始一点点冰冷。因为那些笑容和眼神曾经专属于你。你开始失眠，一点小事情都草木皆兵患得患失。
你开始翻他的通话记录，你寻找蛛比马迹他晚归的嫌疑，你庸人自扰，你自讨苦吃，你终于被自己打败。
他不再关心你没有胃口，不再为你有心事而着急，不再担心你的房租不够，不再因为你淋雨而担心你生病。你和他说过无数情话的电话，再也不响了。
情到浓时情转薄。你试探，你纠缠，你挽留，你终于逼他亲口和你说出对不起。
他说我们分手吧。你说给我个理由。他说如果你实在想要，那我给你编造一个。
于是你哭了。你的眼泪再也不能灼烫他的心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你，他说我走了。终于他渐渐消失在你的视线以外。
你瞬间崩溃。这一次，你知道，他是说真的了。你知道，你终于失去了他。
然后的事情呢？就是拼命想他的坏，他的无情，他不讲卫生，他睡觉咬牙打呼噜说梦话，他没有情趣，他开车喜欢闯红灯说话喜欢带脏字，他从来不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和家人，他是骗子，是情种，他带你上天堂又推你下地狱。
可是，你和他终究是分开了，他以后会喜欢谁，会在谁的床头沉睡，又会娶了谁，跟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
如此的全心全意的爱，都经不起长久时光的冲刷，何况是爱的不够的呢？所以说，恋爱谈的愈长，结婚的可能性就愈低，有时候恋爱的长度与结婚的可能性成反比。
遇上对的人，莫等待莫蹉跎，也许没有房子没有车子，只要他认真上进，他就是张有潜力的积优股，早点进场获利更高。
结婚要趁早，别让爱情等太久，把真爱都磨掉了！ 猜你更喜欢:民国大学教授们的脾气(教授,大学,联大,民国
民国大学教授们的脾气(教授,大学,联大,民国,脾气)
民国大学教授们的脾气（随感）
蒋东新
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意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它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系负责人上书校方，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原因是“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最后只有每个校委会常委每月领了一份。
西南联大教授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的敢言是出了名的。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的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
张东荪是老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自己的精神气质就很有代表性。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像张先生这样的傲骨和不满形式主义的态度，在老大学里并不罕见。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比如统一招生，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
这些事情，看起来虽小，却反映出民国教授们的脾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尊重教授，是办好一所大学的第一要事。大学是教授们的大学，大学依赖教授而存在，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因为有了教授才会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会有教授。所以民国教授们的脾气“大”一些，也就无可厚非了。只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和那些“所谓’教授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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