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幸福，这是我永远的梦，为此我将付出努力。即便失败我会欲战越勇，我将不能倒下，我倒下我背后的人怎么办。为此我将奋斗终生。————男人心声

我们在辅导江门地区不少企业提升管理水平的过程中，经常碰到布置给各级主管的工作被一拖再拖，即使完成了也与要求有一定差距情况。在企业里，每一个老板、每一名管理人员都会对下属有要求，无论这些要求是否明确、合理，这些要求与期望都会遭遇它们各自的结果；每一个企业都会有战略目标，同样地每一个目标都会有最终的结果。
这些老板、管理人员与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是：结果往往与目标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没有完成任务”“没有达成目标”，问题在哪里呢？答案是：这个企业没有执行力。

　　那么到底“执行力”是什么呢？其实“执行力”就是“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要做的事复杂程度不同需要的做事能力也不同而已。个人执行力整体上表现为“执行并完成任务”的能力，企业中不同的人要完成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具体能力，相对于执行层主管来说应该是“做事正确”，相对于操作层员工定位来说，又应该是“做正确的事”。

　　中层主管既是执行者，又是领导者。他们的作用发挥得好，是高层联系基层的一座桥梁；发挥得不好，是横在决策层与基层之间的一堵墙。企业决策层对各种方案的认可，需要得到中层的严格执行和组织实施。如果企业全体中层队伍的执行力很弱，与决策方案无法相匹配，那么企业的各种方案是无法成功实施的。

　　中层主管不论是作为一名执行者、还是一名领导者，都必须通过别人来完成任务。要做个“服众”的主管，就要提升自己的执行力，而作为企业的高层领导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和提升主管的以下八项能力：

　　一、领悟能力：做任何一件事以前，一定要先弄清楚上司希望你怎么做，然后以此为目标来把握做事的方向，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一知半解就开始埋头苦干，到头来力没少出、活没少干，但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要清楚悟透一件事，胜过草率做十件事。 猜你更喜欢:十万进士(1)(科举,自己的,中国,贡院,阆
十万进士(1)(科举,自己的,中国,贡院,阆中)

两年后我到上海读中学，一天晚上约了几个同学去看电影，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就躲进了一家杂货店。店老板询问了几句，不相信我们这么小就成了中学生，我们只得拿出学生证给他看。他一一看罢，叹一声：你们全是秀才。

再过几年，我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的大奖，领奖时主持人说：这位就是状元。

——这些零散的记忆说明，直到我的少年时代，像“状元”、“秀才”这些科举概念，还是人们的日常用语。

几年前，我去四川阆中，仔细参观了那里保存得非常完好的科举考试场所——贡院。两位记者问我：“如果把时间倒退两百年，您会在这样的贡院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我说：为了不让我父母伤心，我一定会来考，而且会考得很好，因此不久又会成为考官，主持这里的考试。但是，如果开始来考试时遇到不礼貌的待遇，我会拂袖而去，从此浪迹天涯。

可见，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废止了一百年，但对于现代中国文人而言，仍然是“前世今生”，一种集体的生命贮存。

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读到的书本，看到的戏剧，基本上都是否定科举制度的。陈世美、蔡伯喈、范进、孔乙己，这些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都以自己的人格沉沦，阐述了否定的理由。

既然曾经与全国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褒贬好恶。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在其中差不多一个世纪，距离给了我们冷静，理应对这个问题重新作出整体的理性判断。

除了阆中贡院外，我还参观过南京和北京的科举考试遗址。一个个小小的房间，密密层层地排列着，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杰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终认为，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特例，科举制度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试想，在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上，每隔三年就有大批文官选拔出来，参与管理庞大的疆域，这种奇迹，其他古文明连做梦都无法想象——它们始终没有构建起可长期持续的管理者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选拔的标准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这使一代代无数年轻的生命为了争取仕途而朝夕诵读，一旦考中为官，又以这种文化“治国平天下”。因此，文化也就获得了最有效的延续。这种情况，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没有出现。

这还不重要吗？

此外，为了选出这些文官，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民众的独特心态，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

科举制度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制由于过于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

一个贵族，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贵族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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