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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县哪家强——西南112个发债区县2
日期:2020-08-13 21:44:19    编辑: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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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核心观点

    当前城投债收益率已经降至较低水平,下沉评级和行政层级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本文对西南地区区县级城投平台和区域进行分析。结合区县平台信用利差和区域基本面情况,我们建议西南四省区县平台以防范区域风险为主,经济财政实力较强、债务负担较轻的区域可以适度下沉信用资质。

    西南4省中重庆、四川区县级平台数量较多

    城投债收益率较低的市场环境下,区县级研究重要性凸显。西南4省中重庆、四川区县级平台数量较多、存续城投债规模较大,贵州区县级平台数量第三,云南区县级平台数量较少。

    西南地区多数区县内只有一个存续发债平台,拥有4家以上平台的区县均属于重庆和四川,需关注地方政府对排名靠后平台支持力度。西南区县平台主体评级绝大多数为AA及以下,信用评级普遍较低。私募债信息披露较少,需关注信息不对称风险,重庆、四川区县城投债中私募债占比较高,截至2020年7月6日超过40%。西南发债区县平台偿债压力总体较为分散,考虑行权后偿债高峰在2022年。

    贵州、云南发债区县经济体量较小且居民收入较低

    区域研究对于区县平台较为重要,我们通过2019年GDp规模和增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和增速、和三产结构占比研究西南发债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分省来看西南发债区县,贵州、云南发债区县2019年经济体量普遍较小,且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发债区县存在较强的头部集聚效应,2019年GDp体量超过千亿元的有6个,均归属成都市,城镇居民收入较高的发债区县也多属于成都市。重庆市部分发债区县2019年经济体量较大,主要属于主城区。

    贵州、重庆部分发债区县19年一般预算收入负增长

    区域财政实力反映了地方政府支持城投的能力。西南4省财政实力总体较弱,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在全国排名中下,仅四川排名前十。分区县来看,西南部分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负增长,主要集中在贵州、重庆,区域分化较为明显;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较大的发债区县集中在重庆及四川。贵州、重庆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显著较高,财力对城投有息债务的保障能力受限。

    贵州、重庆部分发债区县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较高

    分省来看,贵州发债区县财政实力较弱,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多数较小,部分发债区县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高于500%,区域债务负担和偿债风险值得关注;重庆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及增速分化明显,部分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较小或增速较低,发债区县城投有息债务普遍较高,部分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处于较高水平。云南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多数不高,但增速表现较好,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多在200%以下,债务压力尚可。四川发债区县财政实力有所分化,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较高的发债区县主要集中在成都市。

    防范区域风险为主,优质区域适度下沉

    结合区域情况和城投信用利差,我们建议西南四省区县平台以防范区域风险为主,经济财政实力较强、债务负担较轻的区域可以适度下沉信用资质。贵州区县级城投平台区域风险较高、债务负担较重,建议规避;云南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多数较小,但债务负担不重,可选择优质区域适度下沉;重庆半数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下滑,可能存在估值风险,部分区县债务负担较重;四川部分经济财政实力较强、债务负担较轻的发债区县可能有信用下沉机会。

    风险提示:数据口径偏差、样本代表性问题。

    西南4省市中重庆、四川区县级平台数量较多

    我们梳理了1938家发行过公募债的城投平台所在区域,并根据所在区域的行政级别将其分为省级、地级、区县级、园区数档行政级别。其中区县级是指县级行政区,包括县级市、县、市辖区等。我们进一步将所属区域行政级别为区县级、或区县级下辖园区的城投平台作为研究样本,分别称为区县行政区平台、区县园区平台,统称为区县级平台。

    本文重点研究西南区县级平台及平台所在区域情况。我们研究的西南地区包括4省市:贵州、四川、云南和重庆。西南地区部分省份如重庆、四川,区县级平台市场融资较为活跃,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西南区县级平台数量、城投债规模较大,部分区县有多家发债平台

    西南地区区县级平台数量较多,存续城投债规模较大。截至2020年7月6日,我们梳理的区县级平台一共939家,存续城投债余额25,934.2亿元;西南区县级平台达到177家,存续城投债余额4877.3亿元,在全国各地区的区县级平台中,平台数量和城投债券余额均位列第二,占比分别达到18.7%、18.8%。

    西南地区部分发债区县拥有多家发债平台,重庆、四川部分区县发债平台数量较多。全国939家区县平台分别属于627个县级行政区,即平均一个县级区域内有1.5家城投平台;西南平均一个区县有1.5家平台,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西南区县平台数量位居第二;其中江津区拥有5家平台,大足区、简阳市、金堂县、綦江区和长寿区拥有4家平台,上述发债平台数量较多的区县均属于重庆和四川。

    西南区县平台评级以AA为主,信用评级普遍较低

    西南地区区县级城投平台评级以中低等级为主。西南177家区县平台中主体评级在AA及以下(含AA)的163家,占比达92.1%,信用评级普遍较低。

    重庆、四川区县级城投平台数量较多,其中重庆平台有70个,债券存续规模也最大。区县级平台数量方面,重庆平台数量最多(70个),占整体数量的39.5%,其次是四川(63个)、贵州(35个)、云南(9个)。区县级平台债券余额方面,规模最大的是重庆,达到2,816.8亿元,占总额的58.3%,四川(1,329.6亿元)和贵州(597.8亿元)分列二、三位,云南余额90.7亿元,相对较少。

    城投债余额最大的区县平台全部位于重庆和四川。对177家西南区县平台城投余额进行排序,篇幅所限仅呈现余额最大的20家,18家为区县行政区平台,2家为区县园区平台;涪陵国投城投债余额最大,达到277.7亿元,排在第二到五位依次是重庆迈瑞(179.4亿)、合川城投(134.5亿元)、长寿开发(115.0亿元)、惠通公司(87.6亿元),排名前五的区县平台全部位于重庆;城投债余额最大的20家平台集中在重庆和四川。

    重庆、四川、贵州区域内区县级平台数量和债券余额相对较多。篇幅所限,下图仅列示地级行政区范围内区县级平台数量最多的20个地级行政单位,和区县级城投债券余额最大的20个地级行政单位,其中重庆市市辖区下辖区县级平台数量较多,城投债余额较大,也与其他地级行政单位一并讨论。区县级平台数量方面,成都市最多,达到32个,占比18.1%,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区县级平台数量排名靠前,分别拥有7个、6个和6个存续发债区县级平台。区县级平台债券余额方面,成都市、涪陵区、沙坪坝区、江津区区县级城投债余额较高,分别为867.1亿元、415.0亿元、239.4亿元和237.9亿元,合计占比36.4%。

    重庆、四川区县平台私募债占比较高,短期偿债压力尚可

    私募债信息披露较少,需关注信息不对称风险;从私募债占比来看,西南地区各省之间分化明显,重庆、四川区县平台私募债占比显著较高。截至2020年7月6日,西南区县级平台私募债余额2,394.4亿元,占比49.1%。分省份来看,占比最高的是重庆,达到57.5%,其次是四川44.7%,贵州和云南私募债占比较低,分别为24.6%和22.1%。分地级市来看,私募债占比最高的是泸州市,达到65.1%,其次是安顺市和遵义市,占比分别为55.4%、52.3%。从绝对值来看,成都市私募债余额最高,达到422.6亿元。

    西南区县级平台偿债压力较为分散,偿债高峰期在2024年左右,近两年考虑行权后偿债高峰为2022年。不考虑回售的情况下,2020-2021年西南区县级城投债到期规模分别为319.1亿元、683.4亿元,占存续债券余额总量的6.6%、14.2%。若将含权债回售考虑在内,2020-2021年到期+回售规模达到510.2亿元、991.6亿元,2020、2021年占比提升至10.6%和20.6%,短期偿债压力增加,到期高峰提前至2022年。

    考虑含权债回售的情况下,重庆、四川偿债高峰为2022年,短期偿债压力尚可。重庆2020-2021年区县级城投债到期占比分别为11.2%和28.6%,存在债务短期化的趋势。从绝对值来看,重庆2020-2021年区县级城投债到期规模较大,达到315.7亿元、801.5亿元,存在一定偿债压力。贵州、云南存量城投债久期较长,到期高峰分别在2024年和2026年。

    贵州、云南发债区县经济体量较小且居民收入较低

    区域研究是城投债研究的基础,对于区县这类低层级平台尤其重要。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地方政府财力增长,增加筹措资源支持城投平台的能力。区县级地方政府行政级别较低,协调资源的能力本身较为有限;如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导致财力弱化,支持区域内城投平台的能力边际弱化,因此更有必要关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边际变化。

    西南4省中四川经济体量较大

    2019年西南地区GDp体量有所分化,四川规模和增速均较好,云贵增速较高。2019年西南区4省市中只有四川省GDp总量排名进入前十,其余三省市GDp总量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从规模来看,四川省以46,615.8亿元居全国第6名,重庆市和云南省分别以23,605.8亿元、23,223.8亿元居全国第17、18名,贵州省则以16,769.3亿元居全国第22名。从增速来看,4省市2019年GDp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1%,但四省市存在分层现象。贵州和云南增速均“破8”,分别为8.3%和8.1%,四川和重庆的增速为7.5%和6.3%,相比云贵稍低,可能与其GDp规模已经较大有关。

    从2019年西南地区三产结构来看,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全国整体水平较为类似,而云贵川三省第一产业占比较高,产业结构有待升级优化。云贵川三省第一产业占比在10%-13%区间,而全国整体第一产业占比仅7.1%,云贵川三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有待升级优化。相比之下,重庆市第一产业占比仅6.6%,总体看来重庆市三产结构与全国平均三产结构类似。

    我们研究的样本主体为有存续城投债的区县(简称发债区县),云贵川渝4省市的县级区划数(含市辖区)合计550个,其中有存续城投债的区县有112个,为我们的研究样本。由于少数区县2019年经济数据未公布,最终样本中GDp数据涵盖云南9个区县、贵州23个区县、四川44个区县、重庆34个区县,共计110个区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涵盖云南9个区县,贵州22个区县,四川43个区县,重庆32个区县,共计106个区县;三产结构占比数据涵盖云南6个区县、贵州16个区县、四川41个区县、重庆33个区县,共计96个区县。总体来说,关键指标覆盖样本数较高,数据缺失的影响较小。

    贵州发债区县经济体量小,近半数发债区县2019年GDp低于300亿元

    从2019年经济数据来看,贵州发债区县经济体量较小,区域整体较为贫困,但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较快。少数发债区县2019年GDp规模较大、较为富裕,但集中在贵阳、遵义等地区,多数区县,尤其是少数民族自治州下辖发债区县GDp规模小,且较为贫困。

    从2019年GDp规模来看,贵州发债区县经济体量较小。仁怀、云岩等市区GDp规模很大,少数民族自治州下辖区县GDp规模较小。2019年贵州发债区县中,GDp规模超过500亿元的为遵义仁怀(1297.0亿元)、贵阳云岩(809.0亿元)、贵阳观山湖(607.1亿元)、六盘水盘州(535.2亿元)。总体来看,相对高GDp规模地区集中在遵义、贵阳和六盘水市。GDp规模低于200亿元的有黔西南州兴仁(182.4亿元)和晴隆(82.3亿元)、毕节大方(163.9亿元)、贵阳息烽(138.1亿元)、遵义赤水(100.6亿元)和黔南州长顺(79.7亿元)。总体来看,少数民族自治州下辖区县绝大多数GDp规模在300亿元以下。

    从2019年GDp增速来看,贵州GDp增速整体较高,仅3个发债区县 GDp增速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自治州和遵义市下辖发债区县GDp增速显著较高。19年贵州GDp增速超过10%的区县有黔南州龙里(12.6%)和长顺(11.3%)、黔西南州晴隆(10.7%)、遵义赤水(11.5%)和仁怀(10.1%)、贵阳观山湖(10.7%)、和六盘水盘州(10.3%)。总体来看,增速较高地区集中在少数民族自治州和遵义市。19年贵州GDp增速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1%)的区县有贵阳下辖的清镇(6.1%)和息烽(2.6%)以及黔南州的都匀市(4.7%)。

    用201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区域富裕程度,贵州发债区县较为贫困,数据可得的22个发债区县的201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均低于全国均值。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来看,贵州云阳(38,996元)、遵义汇川(37,985元)、遵义黄花岗(37,916元)在贵州发债区县中最高,六盘水水城(30,789元)、黔南州长顺县(31,338元)、毕节大方(31,507元)最低,22个区县整体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30,000元到39,000元之间,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可支配收入增速来看,较高增速地区集中在黔东南、黔西南、黔南等少数民族自治州和遵义市,22个区县整体来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介于8.5%和9.7%之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贵州发债区县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部分发债区县第一产业比重较高。贵州多数发债区县产业结构以第二、三产业为主,2019年第二三产业合计占比集中在80-95%,其中贵阳云岩、遵义怀仁和贵阳白云二三产业合计占比超过95%。但部分发债区县第一产业比重仍较高,第一产业占比前三名为毕节大方县(20.7%)、黔南州长顺县(19.6%),遵义赤水市(19.5%)。已公布2019年产业结构的16个发债区县中,有6个区县第一产业比重超过15%。

    云南发债区县经济体量较小,仅个别发债区县经济体量较大且富裕

    从2019年经济数据来看,云南发债区县经济体量普遍较小,居民收入普遍较低,仅个别发债区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据可得的9个发债区县中,除去曲靖麒麟和昆明安宁以外,其余发债区县2019年GDp规模未超过500亿元,经济体量普遍较小;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安宁市2019年城镇可支配收入规模超过了全国均值,其余均低于全国均值。

    从2019年GDp规模来看,云南发债区县经济体量普遍较小,除去曲靖麒麟和昆明安宁以外,其余区县GDp规模未超过500亿元。2019年云南9个发债区县中,GDp规模超过500亿元的为曲靖麒麟(823.6亿元)、昆明安宁(575.1亿元)。GDp规模低于200亿元的有玉溪市新平县(162.1亿元)和德宏州瑞丽市(118.3亿元)。其余5个发债区县GDp规模介于200亿元至500亿元之间。总体来看,云南下辖区县GDp规模普遍较低。

    从2019年GDp增速来看,云南发债区县GDp增速普遍较高,8个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其中3个区县增速超过10%;但大理市增速仅为3.6%。19年9个云南发债区县中GDp增速超过全国平均的区县有8个,其中超过10%的区县有蒙自市(13.6%)、景洪市(10.3%)、和瑞丽市(10.2%),但大理市GDp增速仅为3.6%。

    我们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区域富裕程度,云南发债区县普遍较为贫困,数据可得的9个发债区县中只有安宁市城镇可支配收入规模超过了全国均值,其余均低于全国均值。从可支配收入规模来看,前三名发债区县为安宁市(46,227元)、麒麟市(41,210元)和新平县(40,456元),其中安宁市数据高于全国平均(42,359元)。从全省各发债区县可支配收入的均值来看,云南省各发债区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值为39,015元,位于云贵川渝四省市第二名,仅低于四川省各发债区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均值(39,252元)。

    云南发债区县产业结构以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占比不大。云南多数发债区县产业结构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合计占比集中在90-100%,除景洪市外,其余区县二三比例合计均超过90%。安宁市和弥勒市第二产业占比超过50%,思茅区和景洪市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整体来看第一产业占比不大,6个区县中仅景洪市第一产业占比达到15.9%。

    四川发债区县经济实力有所分化,成都下辖发债区县经济较为发达

    从2019年经济数据来看,四川发债区县经济实力整体较强但有所分化。GDp体量较大、较为富裕的发债区县集中在成都市区,也有少数区县GDp规模低于200亿元,或城镇居民收入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2019年GDp规模来看,四川发债区县GDp体量整体较大,尤其是成都市部分区县GDp规模大于1000亿元;GDp规模较低的区县集中在泸州、眉山和内江。2019年44个四川发债区县中,GDp体量超过千亿元的有6个,均归属成都市,分别为龙泉驿区(1318.9亿元)、金牛区(1289.7亿元)、青羊区(1283.9亿元)、武侯区(1201.5亿元)、锦江区(1122.2亿元)和成华区(106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GDp规模低于200亿元的也有7个区县,如泸州古蔺(172.3亿元)、眉山彭山(178.0亿元)、和宜宾南溪(179.3亿元)等。总体看来成都市下辖区县GDp规模较大,18个区县中13个区县GDp高于500亿元,6个区县GDp超千亿元。

    从2019年GDp增速来看,四川GDp增速整体较高,突出的发债区县集中在成都市和宜宾市,44个下属发债区县中仅龙泉驿区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整体来看19年四川下辖发债区县GDp增速分布在6%-11%区间,增速超过10%的区县有成都市彭州市(10.5%),其余增速超过9%的区县有翠屏区、青白江区、江阳区等。增速低于7%的区县有安岳县、古蔺县、平昌县、龙泉驿区(4.0%,最低)。总体来看,增速较高地区集中在成都市。

    我们用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区域富裕程度,成都下辖发债区县较为富裕,遂宁、泸州、南充等市下辖发债区县较为贫困,整体来看四川发债区县富裕程度为西南4省市中最高。数据可得的43个发债区县中12个区县的2019年城镇居民收入规模高于全国均值(42,359元),其中绝大多数归属于成都市。从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来看,排名前五的发债区县均属于成都市,分别为武侯区、锦江区、双流区、青羊区、成华区;收入规模低于35,000元的共有6个区县,分别为三台县、射洪市、合江县、安居区、古蔺县和嘉陵区;从可支配收入增速来看,43个区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分布在8.5%至10.1%之间,较高增速地区集中在宜宾、南充。四川各发债区县201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39,252元,排名云贵川渝四省市之首,在西南4省中最为富裕。

    四川发债区县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下辖各发债区县第三产业占比均值超过50%。四川多数发债区县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2019年第二三产业合计占比集中在80-100%。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有成都市锦江、青羊、武侯、金牛四区,占比均高于80%。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县有宜宾市翠屏区(64%)、成都市龙泉驿区(62%),泸州市部分区县超过50%。第一产业占比整体不高,成都市成华区、青羊区、武侯区、金牛区和锦江区第一产业占比不高于0.1%,宜宾翠屏、泸州江阳第一产业比例不高于5%。仅个别发债区县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南充阆中、绵阳三台、资阳安岳、和内江资中的第一产业比例高于20%。

    重庆市发债区县经济体量相对较大,主城九区经济实力较强

    从2019年经济数据来看,重庆发债区县经济体量较大。部分主城区发债区县2019年GDp规模超千亿元,且较为富裕;个别发债区县和少数民族自治县GDp规模较小,且较为贫困,呈现一定的区域分化。

    从2019年GDp规模来看,重庆主城区经济较为发达,GDp体量较大;但也有6个发债区县GDp体量小于300亿元。2019年重庆发债区县中,GDp体量超过千亿元的为渝北区(1,848.2亿元)、九龙坡区(1,462.9亿元)、渝中区(1,301.4亿元)、江北区(1,200.0亿元)、涪陵区(1,178.7亿元)和江津区(1,036.7亿元),均属于重庆市21个主城区。GDp体量低于300亿元的区县为秀山县(283.0亿元)、大渡口区(253.6亿元)、黔江区(229.4亿元)、武隆区(209.7亿元)、酉阳县(186.7亿元)和石柱县(159.4亿元)。

    从GDp增速来看,重庆GDp增速整体较高,34个数据有效的发债区县中23个增速高于全国增速(6.1%),但也有5个区县增速低于4%。19年重庆市GDp增速超过9%的区县有荣昌区(9.1%)和永川区(9.0%),增速低于4%的区县有万州区(3.2%)、黔江区(3.0%)、渝北区(1.9%)、石柱县(0.8%)和酉阳县(0.1%)。总体来看,增速较高地区集中重庆市的西部,主城区周边的区县,增速较低的地区集中在重庆市的东南部位。

    我们用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区域富裕程度,重庆发债区县富裕程度不及四川,数据可得的32个发债区县仅有4个区县2019年城镇居民收入规模高于全国均值,且均在重庆主城区。渝中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和渝北区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均值(42,359元),綦江区、丰都县、开州区、云阳县和酉阳县低至35,000元以下。32个区县整体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28,702到44,209元之间;从可支配收入增速来看,32个区县绝大多数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分布在7.4%至9.5%之间,较高增速地区为忠县、梁平区等。重庆市各发债区县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38,339元,为云贵川渝四省市第三名。

    重庆发债区县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仅有4个发债区县第一产业比重高于15%。重庆多数发债区县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2019年第二三产业合计占比集中在85-100%,9个区县二三产业合计占比超过95%,多集中在主城区。已公布19年产业结构的33个发债区县中,仅有4个区县第一产业比重超过15%,为奉节县、南川区、石柱县和酉阳县。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有渝中区和江北区。

    贵州、重庆部分发债区县19年一般预算收入负增长

    区域财政实力反映了地方政府支持城投平台的能力,与城投平台信用资质关联密切。较强的区域财力能有效帮助城投平台化解债务,降低流动性风险。为此,我们对西南4省市总体及区县财政实力进行研究。

    西南4省市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排名中下,重庆、贵州二省债务率较高

    西南4省市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排名处于全国中下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规模和增速有所分化。31省区市中,西南4省市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排名依次为四川(第7)、重庆(第19)、云南(第20)、贵州(第23),整体财政实力较弱。西南4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规模和增速有所分化,一般预算收入规模方面,四川明显高于其他三省市,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方面,重庆明显低于其他三省市。

    西南4省市2019年债务率、调整后债务率较高,位居全国前列,区域债务负担值得关注。在公布了2019年数据的31省区市中,西南4省市2019年债务率较高,其中贵州的债务率为全国最高,达到148%;考虑城投有息负债的2019年调整后债务率为273%,排名全国第4,仍较高。重庆的债务率为89%,排名全国15,处于中等水平,但城投有息负债拉动调整后债务率达到278%,位列全国第3。云南债务率和调整后债务率均排名全国第7,分别为108%、222%。四川的债务率为79%,排名全国20,但城投有息负债带动调整后债务率达到199%,排名全国11。西南4省市债务率不容乐观,区域债务压力值得关注。

    部分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有下滑趋势,区域分化较为明显

    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较高的发债区县集中在重庆及四川

    我们研究的样本主体为有存续城投债的发债区县,其中披露了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2018年债务率和调整后债务率等关键指标的样本占比较高,数据缺失影响较小。我们研究的西南发债区县样本合计112个,全部发债区县都披露了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披露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的发债区县达到109个,占所有发债区县的96.4%;由于组成债务率的数据较为复杂,19年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我们计算了18年债务率数据作为替代,18年债务率可得样本达到110个,占所有发债区县的98%;并计算了18年调整后债务率,可得样本104个,占所有发债区县的92%。总体来说,关键指标覆盖样本数较高,数据缺失的影响较小。

    西南区域发债区县财政实力分化,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较高的发债区县集中在重庆、四川。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较高的发债区县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发债区县的一般预算收入超过7成分布在50亿元以下。我们梳理了112个披露了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的西南发债区县,从整体上看,近5成发债区县一般预算收入处于0-20亿元区间,约3成发债区县位于20-50亿元区间,超过50亿元的发债区县占比仅2成左右。分省市看,重庆、四川各有10个发债区县一般预算收入均超过50亿元,贵州超过50亿元的发债区县仅3个,云南没有超过50亿元的发债区县,财政实力分化,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

    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为负的发债区县主要集中在重庆和贵州

    部分发债区县公布的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为剔除减税降费等因素后的同口径增速,可能高估财力增长。我们梳理了22个公布了同口径增速的发债区县,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主,同口径增速与实际增速之间的差额在[-8.8%,25.2%]不等,算术平均值为4.8%。同口径增速主要是剔除了减税降费因素,但考虑到减税降费政策的常态化,我们认为不应忽略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为便于比较,如无特别说明,我们均使用考虑减税降费因素的一般预算收入增速。

    重庆、贵州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为负的发债区县数量较多、占比较高,重庆、贵州两省市发债区县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情况不容乐观,区域财力弱化可能影响地方协调资源保障城投偿债的能力。我们梳理了西南4省市披露了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的109个发债区县,增速在[-45%,0),[0,5%)两个区间内的发债区县占比更高,合计约占6成,其中增速进入负值区间的发债区县32个,占比29.4%,重庆公布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的34个发债区县中有18个区县增速为负,占比超过一半;贵州22个发债区县中有10个发债区县增速为负,占比也较高。重庆、贵州两省市发债区县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情况不容乐观,区域财力弱化可能影响地方协调资源保障城投偿债的能力。

    部分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较低,多集中在重庆、贵州。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后20的发债区县中,增速最低的发债区县为贵州省水城县及都匀市,分别为-44.7%和-20.6%,贵州、重庆分别有8个、10个发债区县排名增速后20。增速较低的发债区县,多数区域受到减税降费等减收因素影响导致增速为负,突出体现为税收收入大幅下降,而剔除减税降费等减收因素后的增速可能变负为正,如重庆市南岸区和贵州省都匀市,剔除减费降税等因素后增速分别为6.1%、4.6%。

    2019年财政自给率不超过30%的发债区县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

    2019年西南区域共32个发债区县财政自给率不足30%,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四川、重庆发债区县内部分化较大。2019年西南区域财政自给率不足30%的发债区县达到32个,约占披露数据发债区县的3成,其中四川13个、重庆12个、贵州7个,省内发债区县对上级补助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财政自给率超过100%的发债区县数仅有5个,均为四川成都市下辖发债区县。

    2019年税收占比较高的发债区县集中在重庆

    税收占比较高的发债区县集中在重庆市。19年一般预算收入税收占比超过80%的发债区县共20个,其中9个分布在重庆市,如渝北区(91.2%)、巴南区(90.7%)、秀山自治县(85.4%)。部分发债区县税收占比低于60%,如大足区(42.8%)、三台县(48.3%)、南溪区(52.5%),可能存在财政收入质量不高的问题。

    贵州、重庆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显著较高,财力对城投有息债务的保障能力受限

    我们建议使用一般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作为发债区县的综合财力。部分地区上级补助收入规模较大,对地方政府财力有重要贡献,因而我们认为应该考虑上级补助收入。另一方面,考虑到发债区县数据的披露情况,我们对财政部综合财力计算方法进行简化,忽略一般公共预算上解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三个指标。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我们根据2018年财政数据和城投有息负债,计算了104个发债区县的综合财力、债务率和调整后债务率,其中债务率为政府性债务余额与综合财力的比值,调整后债务率为政府性债务余额、城投有息负债之和与综合财力的比值。篇幅所限,仅列示调整后债务率最高的30个发债区县。

    西南4省市多数发债区县2018年债务率较高,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较高的区域多集中于贵州和重庆。从债务率看,104个发债区县中34个发债区县债务率超过100%,占比超过3成,共6个发债区县债务率超过200%,其中有5个分布在贵州。考虑城投有息负债后,部分区域调整后债务率陡增,2个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超过600%,分别为贵州红花岗区、重庆沙坪坝区,调整后债务率较高的发债区县多集中于贵州、重庆,重庆、贵州分别有42.4%、22.7%的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超过300%,二省市财力对城投有息债务的保障能力受限。

    贵州、重庆部分发债区县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较高

    贵州发债区县财政实力较弱,部分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处于很高水平

    贵州省财政实力整体较弱,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多数规模较小,且增速多为负值。从债务角度看,部分发债区县2018年债务率和调整后债务率处于很高水平,有较高偿债风险。

    贵州省财政实力整体较弱,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和增速排名全国中等偏下。贵州省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1767.4亿元,同比增长2.3%,收入规模和增速在31省区市中分别排名第23和第18,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较低,整体财政实力较弱。

    贵州已公布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发债区县多数规模较小,且增速多为负值。在贵州省已公布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增速的25个发债区县中,22个发债区县一般预算收入不超过50亿元,其中黔南州长顺县(3.4亿元)、贵阳息烽县(4.8亿元)、黔西南州晴隆县(5.7亿元)规模最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多为负值,其中六盘水水城县(-44.7%)、黔南州都匀市(-20.6%)、遵义播州区(-18.8%)增速最低。

    贵州部分发债区县2018年债务率和调整后债务率处于较高水平,债务负担和偿债风险值得关注。贵州省2018年债务率超过200%的发债区县共5个,分别为遵义红花岗区(354.2%)、贵阳观山湖区(304.9%)、遵义汇川区(240.6%)、黔东南凯里市(208.1%)、毕节七星关区(200.4%)。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超过200%的发债区县达到12个,部分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超过500%,如遵义红花岗区(671.7%)、贵阳观山湖区(546.5%),偿债风险值得关注。

    重庆部分发债区县19年一般预算收入有所下降,18年调整后债务率普遍较高

    从2019年财政数据来看,重庆市财政实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受减税降费影响较低,重庆市发债区县城投有息债务普遍较高,导致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处于高位。

    从整体上来看,重庆市2019年财政实力处于全国中下水平,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受减税降费影响较低。重庆市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2134.1亿元,同比下降5.8%,收入规模和增速在31省区市中分别排名第19和第30。重庆市一般预算收入增速下降主要受减税降费影响,剔除减税降费的同口径增速为6.6%,减税降费对重庆市财政收入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分发债区县来看,重庆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及增速分化明显,部分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较小或增速较低。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超过50亿元的发债区县有10个,其中排名前三的发债区县为渝北区(75.7亿元)、江北(73.3亿元)、江津区(65.5亿元);不超过20亿元的发债区县有7个,其中石柱自治县(10.0亿元)、酉阳自治县(10.2亿元)、秀山自治县(10.4亿元)最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负的区域有18个,其中秀山自治县(-17.6%)、永川区(-16.9%)、黔江区(-10.3%)位居降幅前三位。

    重庆市发债区县城投有息债务普遍较高,部分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处于较高水平。债务率超过100%的发债区县达到8个,其中大渡口区(257.2%)、九龙坡区(160.9%)、南岸区(125.7%)位居前三。调整后债务率超过200%的发债区县达到20个,部分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高于500%,如沙坪坝区(644.7%)、大渡口区(525.1%),偿债压力值得关注。

    云南发债区县财政实力普遍较弱

    云南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多数不高,但增速表现较好,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多在200%以下,债务压力尚可。

    从整体上看,云南省财政实力处于中下水平,但增速表现尚可观。云南省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2073.5亿元,同比增长4.0%,收入规模和增速在31省区市中分别排名第20和第13,虽财政实力处于全国中下水平,但增速表现位于全国中上水平。

    分发债区县来看,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较小。在云南省已公布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增速8个发债区县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普遍较小,均小于50亿元,其中昆明安宁市(47.1亿元)、大理市(37.5亿元)、曲靖市麒麟区(21.8亿元)排名前3,德宏瑞丽市(11.0亿元)、普洱思茅区(9.1亿元)最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多数为正,其中昆明安宁市(27.3%)、西双版纳景洪市(14.4%)较高,普洱思茅区(1.9%)较低,玉溪市新平自治县(-3.2%)为负。

    云南各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主要集中在200%以下,债务风险整体较低。已公布债务率的8个发债区县中,债务率超过100%的发债区县共3个,分别为昆明安宁市(167.3%)、德宏瑞丽市(114.8%)、红河蒙自市(101.6%)。调整后债务率超过200%的发债区县仅有昆明安宁市(219.7%),债务风险整体较低。

    四川部分发债区县财政实力较强,但也有部分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较高

    四川省财力实力整体较强,但发债区县内部有所分化,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较高的发债区县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四川省发债区县整体负债情况优于重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发债区县18年调整后债务率较高,且也集中在成都市。

    四川省财力实力整体较强。四川省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4070.7亿元,同比增长4.1%,收入规模和增速在31省区市中分别排名第7和第12,处于中上水平,财政实力整体较强。

    四川发债区县财力内部有所分化,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较高的发债区县集中在成都市;发债区县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普遍为正。四川省共10个发债区县一般预算收入超过50亿元,集中在成都市,其中排名前三的发债区县为成都市武侯区(99.5亿元)、青羊区(92.9亿元)、锦江区(88.2亿元);不超过10亿元的发债区县有8个,其中绵阳市安州区(7.4亿元)、遂宁市安居区(7.9亿元)、巴中市(8.3亿元)最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普遍为正,其中成都市邛崃市(17.1%)、简阳市(15.8%)、新津县(15.4%)位列前三名,资阳市安岳县(-17.7%)、成都市龙泉驿区(-17.0%)、广安市武胜县(-3.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负。

    四川省部分发债区县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较高,但整体负债情况优于重庆、贵州。四川省债务率超过100%的发债区县有9个,南充市阆中市(154.3%)、成都市都江堰市(152.6%)、宜宾市南溪区(145.8%)位居前三。调整后债务率超过200%的发债区县共11个,部分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较高,有3个发债区县调整后债务率超过300%,分别为成都简阳市(388.9%)、都江堰市(354.4%)、新都区(345.7%)。

    防范区域风险为主,优质区域适度下沉

    由于发债区县信用评级以AA为主,我们用AA城投债信用利差来拟合西南省份区县平台信用利差情况。截至2020年7月6日,西南四省AA城投利差均高于全国AA城投利差中位数,反应了市场认可度较为一般的现状。结合区县平台信用利差和区域基本面情况,我们建议西南四省区县平台以防范区域风险为主,经济财政实力较强、债务负担较轻的区域可以适度下沉信用资质。

    贵州区县级城投平台区域风险较高、债务负担较重,建议规避;云南发债区县财政实力较弱,但债务负担不重,优质区域可能有下沉空间;重庆2019年半数发债区县一般预算收入下滑,部分区县债务负担较重,建议选择财政实力较强、债务负担较轻的区域适度下沉。贵州城投AA信用利差在西南四省中最高,发债区县债务负担较重,部分发债区县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在500%以上,部分地区非标逾期等信用风险事件频繁发生,建议规避区域风险,如需下沉务必做好偿债现金流测算,考虑短久期公开债。云南AA城投利差显著低于贵州,但高于重庆和四川,云南发债区县财政实力较弱,但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不高,优质区域可能有下沉空间。重庆城投AA信用利差略高于全国AA中位数,但重庆也有部分下辖发债区县债务负担较重,2018年调整后债务率较高,且2019年半数发债区县一般预算收入负增长,可能导致区域财力弱化,协调资源支持城投的能力弱化,存在一定估值风险;建议选择财政实力较强、债务负担较轻的区域适度下沉。

    四川部分经济财政实力较强、债务负担较轻的发债区县可能有信用下沉机会。四川AA城投信用利差略高于重庆,可能受到部分估值较高的区县AA平台拖累,四川发债区县存在一定头部聚集效应,成都市下辖的部分发债区县经济财政实力较强,在规避债务负担较重、区域风险较大的区县的情况下,存在一定下沉机会。

    风险提示

    数据口径偏差。本文中定义的城投是在Wind城投债口径基础上,根据城投平台业务公益性、资产情况、股权背景等因素进行增删,与Wind城投债口径略有区别。

    样本代表性问题。由于只发行私募债的城投平台数据披露情况较差,较难定义所在区域以及计算带息债务,本文研究的城投只包括发行公募债有公开信息披露的城投。本文中研究的西南区县只包括发债城投所在区县,不包括其他未发债区县,在该样本的基础上的分析,与对全部区县的分析结果可能有一定差异。本文尽可能搜集了区域经济财政数据,但由于截至目前数据尚未完全披露,存在少量数据缺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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