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冷暖常有,世事不平常存,何不放开胸怀,笑对人生!
曾经的意气风发,曾经的豪言壮志,曾经的如梦幻想,在岁月的一次次的腐蚀中,早已失去了往日夺目的棱角。
曾几时,我胸怀大志,渴望在苍穹中一展鹰姿,经历岁月的磨练,心中大志依存,只是多了几丝无奈。我一次次地问自己:爱情和幸福到底是什么?这个千古不衰的话题。我曾多少次地一笑而过。而今,当心灵带上岁月沧桑的苦涩时,才顿悟,这本就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我似乎不曾放弃过追求——对美好事物,对我理解中的“幸福”和'爱情'的追求,我得到了什么?我曾无数次慷慨激昂地“抱怨”人生的不公,使我失去了很多纯真.蓦然回首间,潸然泪下。
希望与失望、追求与放弃、爱与恨在心中辗转千百回,苦涩的味道唯有在入梦时分才细细品尝。
四十个春秋,交给了我痛苦的音符。在忧伤中笑谈人生,在黑洞中反醒自已,在音乐中慢慢的心如止水……
笑对人生,在悠长的岁月里,若能心如止水,一步步不再回头,、没有忧、没有喜、没有哀,没有死,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四十年的年华,给了我青春焕发的面容,却留下千疮百孔的心。对着不眠的长眠灯、入耳的海浪声、清澈的水声灌注心田,才有一丝愁苦中的明净和悟然。
人若能够超脱,不管凡尘中的一切,也许,在现实与矛盾的撞击之中,我们却只能轻舔欲滴的鲜血——腥、苦、涩、咸。
我如一根根的蚕丝,我欲破茧而出,我再也负荷不起那令人窒息的重量。
几次我穿越生死的白线,生,何其难也;而死,却实易事。一念之间,天地灰飞湮灭。只有不生也不死,在浪迹人世间时,才能真正地笑对人生,顿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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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能靠灵感突现,应该有方法、组织和文化的支持。
当企业拥有一群富于“系统性创新”能力的个人后,“组织性创新”能力可以保证企业充分挖掘员工个体的创新能力,或者说“组织性创新”能力就是企业的创新之源。很多企业创新能力的瓶颈并非出现在个体上,而是出现在制度和文化等组织因素上,更具体地可以归结为鼓励创新的组织、挖掘创新的技巧(知识管理)和激发创新的环境。
鼓励创新的组织
两年前,在艾默生公司组织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了该公司的高级副总裁Lindermann先生,他很兴奋地讲着公司新培育的一个叫做“天气技术”的产品。这并非一项技术发明,但是却很好地整合了该公司的资源,提供完整的室内温度解决方案。它在市场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甚至上了该公司当年的年报。对于艾默生这个销售额上百亿美元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天气技术”及以此为标志的一系列可能的后续活动,都意味着公司在经营思路和商业模式等根本问题上可能采取不同以往的行动,算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概念了。
于是我问Lindermann先生,对于这样一个可能和传统产生冲突的事情,公司如何保证它能够在传统体制中生存。Lindermann先生说:“当公司管理层认定这是我们的方向后,我本人就亲自负责这个项目的前期启动工作,直到它脱离幼年阶段。”
这句话代表了企业鼓励创新的组织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企业管理的扁平化。该公司在必要的情况下实施了企业管理的扁平化,由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直接负责一个初始项目,而这个级别的项目通常可能是由中层经理负责。这种扁平化保证了创新信息可以被传递到有资源协调能力的高级经理,而不会在没有得到资源支持的时候就被扼杀。
·财务考核制度。Lindermann先生承认自己每天晚上最睡不着觉的事情就是每年客户都要求他继续降低成本至少达到5000万美元。即使这样,公司还是承担了这个项目的财务风险,其中也包括高级管理人员投入的时间。据说在3M公司也鼓励员工用15%的时间去发展自己的研究,这是鼓励创新方面非常慷慨的行为。相反,在很多提倡创新的咨询公司,由于有严格的时间报表管理制度,并且对员工有严格的客户服务效率考核(UtilizationAnalysis),则相当于在财务上不支持尝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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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文化,就要缩小范围,讲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意见,我大部分不赞成。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所找出来的“特性”,并没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
例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错,但一旦翻译成外文就麻烦了,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经典中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是用汉语文言来表述罢了。
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贵一致,却也表明,我们不能以这些一致性来说明中国文化独特性。
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好的语汇,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对人们的教诲和宣示,并不能说明大家已经投之于实践。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没有做到,才提出这种训诫的。因此,所谓文化特性,还必须具有广泛而长久的实践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用这三个“道”来说明中国文化与别的文化的根本区别,外国人能接受吗?
我从六年前开始,就应邀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演讲,反响十分积极。每次演讲之后,我照例还会与当地的教授、学者作一些讨论。大致可以肯定,这样的思路比较容易被国际学术界认可。
下面,我想用最简单的话语,对这三个“道”略作说明。
先说“礼仪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文化虽软,但要流传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多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例如,出于亲情伦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获得深刻认知时,也必须学会每天向父母亲请安。这种请安就是半强制化的行为规范,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续的缆索。因此,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因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意思是,礼仪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礼仪当然也会给每个个人带来很多不自由,这一点孔子早就看出来了,因此说“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师们的努力,使中国在不少时候被称为“礼仪之邦”。
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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