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企，就是强调企业制度的严肃性，制度就是企业的法律，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经营活动都要在制度的规范内进行。从实体文化过渡到制度文化，从经验管理过渡到制度管理是企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任何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
集团公司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取得辉煌的可喜业绩，在制度管理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由实体文化上升到制度文化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总结和提升。
一、因为还存在以下需完善方面：
1.尚没有对各分项制度进行指导和制约的“根本大法”。
2.制度本身没有成为一个完善体系,各个制度缺少明确的效力规定。
3.不同时期制定的新旧制度相互重叠,相互矛盾,导致实际中难以贯彻执行。
4.各种实体制度较多,缺少保证制度实施的程序制度。
5.部门在制定本部门的制度时往往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和其他部门的角度而是站在本部门的角度去制定制度。
6.各级领导人对企业的制度化建设和管理重视不够，各种制度往往是被挂在嘴上，放在柜里，实际工作中则被看做可有可无。
7.管理层认为企业进行制度化建设和管理就是对自己权利的限制，束缚手脚。
8.虽然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建设成了一套比较完善制度,但是却缺乏对员工进行培训,将制度束之高阁。
二、如何通过以法治企来实现制度文化
1.要营造制度就是企业内部法律、制度前面人人平等的良好氛围。
2.可以对其他制度进行指导和制约的“根本大法”,类似于国家的宪法,其他制度一旦与它冲突都应该宣布无效．
3.要自成体系,并且要明确个各个部分制度的效力．包括制度的生效和废止时间,制度对那些员工有效,那个制度可以制约另一个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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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悲观（张立）(的人,乐观,这是,悲观,两种) 我什么时候都赞成人要乐观，因为乐观总比悲观好。
你有没有看见时常开怀大笑的人总是走霉运？那是很少的。
反而愁眉苦脸的人，他真的会招惹很多麻烦，越愁眉苦脸便越倒霉。
很奇怪吗？不，不奇怪。
有一个故事很多人也说过了，有些人到非洲推销鞋子，那里的人不穿鞋子，赤着脚。乐观的人写报告说这里的市场很大，人人都没鞋子穿，很多人会来买我的鞋。悲观的人报告又怎样，说这里没推销的机会，这里的人不穿鞋子。
这是两种观念。生意上经常是乐观的人出创意，而悲观的人较保守。
生活上遇到麻烦又如何，有些人说，我不是不乐观，我已经是头头碰黑，怎能乐观？
其实，头头碰黑，也要乐观。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大家都知道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很多人因为这样会很悲观，可是他不，最后以病残之躯当上了总统。
他未当上总统以前，他的家给人进屋偷东西，偷走了很多财物。他的朋友安慰他，他写了一封信回复他的朋友，谈了三点：
第一，这个小偷偷了东西，没有伤害人是好事；
第二，他只是偷了部分的东西，没有偷全部的东西，是第二件好事；
第三件，最重要的是，他当小偷，不是我当小偷，这是更大的好事。
这件事说明遇到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乐观对待。有些人并不这样，感到自己真可怜，今年走霉运，就会有很多一连串不同的反应。
所以我们说，悲观跟乐观反映了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光明的，阳光灿烂的，一种是比较潮湿的，就像黄梅雨般的天气。
这样生长出两种不同的植物，一种是心花怒放，鲜花烂漫，生机勃勃。一种就可能比较容易霉烂，比较容易发霉，这便是性格的形成。
所以我始终认为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悲惨，都应该学习乐观，这是可以学习到的。你可以练习一下多看看事物好的一面，多看美丽的一方面，慢慢地磨练它。 猜你更喜欢:东京闲逛记(日本,鲁迅,满洲国,会馆,满洲) 鲁迅在
东京闲逛记(日本,鲁迅,满洲国,会馆,满洲)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移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从日暮里到鲁迅求学过的新宿弘文书院旧址也没有几站路，下了车，很快就找到了位于新宿区西五轩町二十号的旧址。接着又去了神田一带，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就住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的清寿馆，他曾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于一室。鲁迅在文中还提到“门房?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一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也在神田区骏河一铃木钉18番地。而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则是鲁迅兄弟与同乡许寿裳等五人合租的“伍舍”旧址，那是一座附有小庭园的体面屋舍。据说：该屋原系文豪夏目漱石一度租住过的地方。这就是鲁迅、周作人兄弟身后唯一在东京存留下来的遗址了。它夹在新的楼舍之间，且在另一幢屋子之后，所以不易寻找。在这一带徘徊，很容易回想起近代中国人通过日本，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时的情形，“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等等众生相也似乎呼之欲出。
日中友好会馆的“后乐寮”，与中国留学生会馆不同，它的前身是建于1937年的旧“满洲国”日本留学生寮，门前一对由日本人雕?的日本石狮子“?犬”石座上隐约有几个字，拿纸拓下来一看，却是：“昭和十三年四月竣工，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寄赠”几个字。直到1953年作为“满洲国”在此设立的善邻学生会馆，作为留日学生辅导协会的残余材产继续运营，直到1984年，善邻学生会馆建筑被拆除，建起了现在的日中友好会馆，由中日双方共同经营管理。带领我们参观的蒋老师说，日本人特地选择卖豆腐的张景惠做“满洲国”总理，以便利用他的无知和听话控制满洲。卖豆腐不过是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做的营生，长大了他先是投靠了张作霖，曾任奉军副司令、军政部总长等职。“满洲国”首任总理郑孝婿被日本人免职后由张景惠接任，他一干就是十多年，可谓“满洲国”政坛的不倒翁了。本庄繁和土肥原在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中说他：“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他的唯一资本就是听话。
紧贴著后乐寮的，是明遗臣朱舜水参与建造的小石川后乐园。抗清复明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朱舜水，被水户的德川光?从长崎聘来为国师，日本学者、达贵如山鹿素行等人也纷纷登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梁启超曾经评价说：“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编撰《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大政奉还，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大业，光?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之学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还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社会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以《大日本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水户学，深受朱舜水的影响。不仅如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还说：当年中国留学生读到他的著作时，“震惊有如触电，激起了对舜水的崇仰，在思想上对辛亥革命的促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走进后乐园的德仁堂，可以看到德川光?崇仰的伯夷叔齐像，而?月桥、西湖堤，则完全出自朱舜水的设计，也表现了他难以忘怀故国的情思。直到他为自己做棺材的时候，还不忘有朝一日清虏败亡，能够归葬故国。日本一向把来日本的移民称为“归化人”，但朱舜水不接受，他称日本必谓“贵国”，在《上长崎奉行书》中，他还强调：自古君灭国亡以后，大臣出奔他国，“太上郊迎，宾之师之，其次廪饩臣之。”如果不能为宾为师，他宁愿另去别处，“当不烦阁下之廪饩也。”正如孟子所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这大概也是东京大学农学院内，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的石碑，来纪念他的原因之一吧。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3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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