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名牌格兰仕造”这一发展思路现在仍受非议，非议者认为这不该是民族品牌发展之路。但事实证明，格兰仕以经济安全为中心平衡各种利益的这一发展思路值得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外向型企业借鉴。
由于中国产能剧增的同时减少了他国企业的市场份额，近年来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冲突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如不深思如何应对经济安全问题，那么类似“西班牙烧温州鞋”事件将不断重演。
让专业化成为优势
格兰仕如今的辉煌当初也是从零开始。而七八年前，格兰仕在“走出去”过程中也经历了与现在众多中小企业同样的困惑。
格兰仕集团副总经理俞尧昌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初“走出去”最大的困惑就是：格兰仕在品牌影响力、资本实力、经营管理等方面与跨国公司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但却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较量，当初在一个先开放后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生存，成为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是模仿他人的模式还是摸索自己的道路，当时企业内部争议很多，后来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动态的比较优势”成为了共识。格兰仕从发挥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整合世界的技术优势进而向自主技术优势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其主要措施是，通过受让国际知名企业先进生产线的办法，不花钱就迅速获得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坚持不涉足流通，排除国外经销商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帮助格兰仕做大市场。
“比较优势”吸引洋品牌
格兰仕动态“比较优势”，第一阶段就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俞尧昌表示，美国生产微波炉的成本是800元人民币，而格兰仕只需400-500元；而且格兰仕一天的产量相当于美国一周的产量，因为格兰仕是三班轮工作制，歇人不歇机，一天开工24小时，而美国一天工作6小时，一周工作5天；再则美国的从事微波炉制造的工人年龄一般在40-50岁，素质不如中国的年轻人。许多跨国公司看中了格兰仕技术工人素质极高，而且价廉物美，纷纷将他们最先进的微波炉生产线运到格兰仕并派出技术工人指导生产，格兰仕就这样将许多跨国公司的生产线以“收购”和“租赁”的方式据为己有，很多“洋品牌制造”实际上都变成了“格兰仕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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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伦：告别中国证监会(香港,美国,上个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自2001年2月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后，史美伦就站在了聚光灯下。三年来，她的每一次公开露面、她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各界的热烈反响，猜测和议论伴随了她的整个任期，包括她的去留定夺。如今，尘埃落定，这位来自香港的“女监管”正式作别中国证监会。
1949年底，史美伦出生于上海。两岁时，她和家人一起移居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学毕业后的史美伦远赴美国求学。1972年在拿到了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文学士学位后，史美伦结了婚，丈夫为美国求学期间结识的查懋成。
查懋成的父亲查济民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懋成在美国所修是工商管理，学成之后亦从商。史美伦在有了一双儿女，年近30岁时，决定再进课堂，修习法律。
在30岁时当一位“妈妈学生”，这个选择并非易事。 “战后香港的环境还不是很好，而年轻人都有很强烈的求上进的愿望，”史美伦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成长的年轻人，很多都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同时，她也深感自己的幸运。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正经历着快速变革，女权运动渐入高潮，女性地位提高，就业机会也比以前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史美伦才得以再进课堂，而当时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可能。
1982年，史美伦如愿以偿，拿到了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起，她成为美国执业律师，获准在美国加州及美国联邦法院执业，并进入著名的旧金山市的Pillsbury, Madison and Sutro律师事务所工作。
1985年，史美伦和家人迁回香港，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其间，她曾赴上海老家创办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虽然多年未在内地生活，但史美伦对于内地的情况并不十分陌生。成为律师之后，她曾任多家国际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因为客户业务也经常回国。作为律师，史美伦的主要领域是包括商业法、公司法以及跨国公司的投资事宜，她曾参与过麦当劳、可口可乐、宝洁等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贸洽谈，特别是对北京第一家麦当劳的开业着力甚多。 猜你更喜欢:少年志(等我,虽有,勒马,壮志,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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