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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都在关注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即“经济学家被整体收买”,因为经济学家为企业提供这样那样的报务,相应地也收取一些报酬,结果就失去了独立性,经常为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说话。不少文章将我也列入“被收买”的行列之中。 因为我被几家上市公司聘为独立董事,更是被严重收买的对象。我之所以经常为企业家特别是为民营企业说话,就是被严重收买的结果。
别人会不会被收买,我不敢肯定。但我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十多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就已形成的,而且从未改变过。比如,主张保护私有财产的观点,主张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观点,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观点,主张为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宽松环境的观点,主张减少审批和公章的观点,主张实行低税赋政策的观点,主张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
在发表这些观点时,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不可能为任何一家企业服务,更不可能被收买。
1994年“下海”以来,因为是为企业做咨询,当然要向服务对象收费。但这对我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
像我们这样一批人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些观点,是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一大二公”和“左”的思想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也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因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因为我们不那么健忘;是因为我们对国家和人民有起码的责任感。我相信,张维迎、周其仁等一大批有相同经历的人,都是属于这样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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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冷长河 4.16第三辑 世纪之辩(辩论,教授,中国,阐述,辩论赛)
本世纪很不平静,战乱多,变革多,因此辩论也多。有不少辩论,在驱除谬误、开发民智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很多辩论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早就设定结局的批判,一种居高临下的宣讲,一种不要仲裁也无法仲裁的混战。
在无序的环境中,那些自以为最会讲话的人一开口就是谎言和恶语,使人们更害怕辩论。“何以息谤?”曰“无辩”。但在无数善良人的讷言无辩中,历史被歪曲,是非被颠倒,理性被蒙尘。
即便是许多正派的学者,由于缺少正常辩论的训练,立论时也很少考虑到另一些可能,另一种思路,只能正面阐述,无法应付驳难,甚至一遇到驳难就以为有人作梗,顿起意气,造成一起起不愉快的事件。
这一切,都需要普及一种科学而正常的辩论演示,这种演示中,有平均的机会,有公正的裁判。辩题的观点和立场只作为一种抽签而得的话题,围绕着话题而衍发出来的逻辑力量、心理素质、平等意识、共处观念、临危风度、应时智慧等等,却是更重要的比赛项目。
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居然有亿万电视观众在观看这么一种辩论,不是像中国先秦纵横家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也不是像古希腊的雄辩家那样具有深刻的哲学目的,而只是为了展示一种公平地在对手面前阐述自己观点的程序和方法,这是这个世纪的其他任何时候都难于想象的。
这次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显然又不能评价太高。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可批评和可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大概受了几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影响,仪式性的表演远胜实质性的较量,事先准备多,当场急智少,各自阐述多,短兵相接少,剑拔弩张多,君子风度少,零碎机敏多,整体智慧少。这些毛病的改进,还有待时日。谁都知道这些毛病不属于哪个辩论队,而是属于我国知识层的总体素质,暴露一下,是好事。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位我认识的教授要去参加一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教授夫人一听“答辩”两字就大惊失色,因为这位教授就是因为当初多“辩”了几句而蒙罪数十年之久的。夫人大声叮嘱:“千万别再去辩了!千万别再去辩了!”
教授夫人的喊声犹在耳侧,而今天,有没有能力参与正常的辩论,已成为判别一个年轻人是否具备现代人素质的重要标志。
时间过得真快。
??读《世纪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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