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什么是团队工作，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团队。
团队（team）最基本的定义是一群人有共同目标，如果一班人只是偶然走在一起乘电梯，那只不过是一群人在一起，并不是一个通过共同合作来达到共同目标的团队。如果电梯突然坏了，而这班人要尽快逃离电梯，这一班人由于有了共同目标而变成团队，很多团队动态的理论也开始适用。虽然本质上团队围绕共同目标而建立，但并不等于有了共同目标成员便能够自动朝着目标来工作。首先，在极简单的环境中结合而成的团队往往容易找到共同和清晰的目标，但在略为复杂一点的情况下，目标的明确性已可以很不同，比如“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两个和尚的目标明确,就是找水并生存下去，换到三个和尚则大家怀有私心、互相推诿责任，无法达到目标明确。其实在大型公司和团队中，也由于太多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冲突，成员表面上说有共同目标，内里却各怀鬼胎，团队往往面临更多危机。
虽然一个有共同目标的团队不会由于其成员人数增多而不再称作团队，但往往成员人数增多可严重地影响到团队目标的一致性、沟通能力及凝聚力。在简单情况下，如5个人在公路旁帮忙扶正一辆已侧翻的车辆，后来又多来了5个帮手，人多好办事，这个团队由5人变成10人不会有多大问题；因为共同目标清晰，帮忙也是出于自愿，无动机管理问题，工作简单及时间短，发生冲突的机率不高。但如果情况略为复杂一点，车主原本对起初五个推车的帮手说事成之后，他会拿500元奖金给5人，后来又来了5人，增加人数会令这个团队的合作复杂起来。上述只不过是人数影响团队的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在智力工作环境，成果可见性低，输出连带性高，人数增多会令沟通和协调的复杂程度大增。有最大分别的，还是在激励体制的设计。有效的激励制度难以设计，一个原因是信息和知识的缺乏，人们的所知有限。在一个小型团体里，人们只需通过日复一日的沟通、往来便可熟知。然而，在大型的团体里，人们要达到在小型团体里的熟知程度，则需付出时间和精力。在资讯/智力工作者时代,智力工作者之间的默契配合息息相关，但应该怎样互相协调及配合才能取得成果，他们则知之不多。一个有效的激励体制，可以提供人们达到合作无间所需的重要信息，然后鼓励人们根据信息做出决定。然而，并非所有的激励体制都能一劳永逸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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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储蓄幸福(都是,一楼,单元,老爷子,防盗门)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居。所以送走了最后一批前来祝贺的朋友后，我与妻子便重重地躺在沙发上，眼望着天花板出神，遥想今后的日子，自有一番甜蜜涌上心头。
忽然，门铃响了。这么晚了还有客人？忙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两位不认识的儒雅的中年男女，看上去是一对夫妻。
在疑惑中，那男子介绍他们是一楼的住户，姓李，特地上来向我们贺乔迁之喜。原来是邻居啊！赶紧往屋里让。
李先生连忙摇手：“不麻烦了，不麻烦了，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帮忙。”我说：“千万别客气，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效劳？”
李先生道：“以后出入关防盗门的时候，能不能轻点，我老父亲心脏不太好，受不了重响。”说完，静静地看着我们，眼里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歉意。
我沉吟了片刻：“当然没问题，只是怕有时候急了便会顾不上，既然你父亲受不了惊吓，为什么还要住在一楼？”
李太太解释：“其实我们也不喜欢住一楼，既潮湿又脏，但是老爷子腿脚不方便，而且，心脏病人还要有适度的活动。”
听完后，我心里顿时一阵感动，便答应以后尽量小心。两口子千恩万谢，弄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我们单元与别的单元的确不太一样，大伙儿开关防盗门时，都是轻手轻脚的，绝没有其他单元时不时“咣当”一声巨响，一问，果然都是受李先生所托。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一年过去了。那天晚上，李先生夫妻又按响了我们家的门铃，一见到我们，二话没说，先给我与妻子深深地鞠了个躬，半响，头也没抬起来。
我急忙扶起询问。李先生眼睛红肿，原来昨天晚上，李老爷子在医院病故了。前些时候，他对儿子交代过：非常感谢大家这些年对自己的照顾，麻烦各位了，要儿子见到年纪大的邻居，要下一跪，年纪轻的，要鞠一躬，以表示自己对大家的感激。 猜你更喜欢:丑文化(文化,标语,让人,天电,京城)
与美好形象背道而
丑文化(文化,标语,让人,天电,京城)
与美好形象背道而驰的“文化”，通常称“丑文化”。
丑文化在我国有一定历史渊源。比如：清末民初，京城“提笼架鸟”游荡于街头巷尾的纨绔子弟，被讥为“京城特有风景”的“寄生文化”；“文革”期间，随处可见的“砸烂狗头”、“千刀万剐”、“批倒斗臭”，从北京推向全国的“恐怖文化”；随处可闻，并集中爆发于大型体育赛事“京骂”的“痞子文化”……都属于这类范畴。
时下，丑文化又有了新变种和新面孔，并因披着“文化”外衣，经常变换“马甲”，把垃圾当美味，拿愚昧作学问，视脏水为学术，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很难让人一眼看穿识透。归纳起来，丑文化主要有如下表现：
——人为制造假文化，传播谣言抹黑英雄人物。一度被当作偶像的某些文化名人，经常口无遮拦，无知妄议，恶语相加，篡改历史，质疑经典，往英雄人物身上泼脏水，以吸引大众目光。
如说抗美援朝期间，跳入冰河救出朝鲜儿童、英勇牺牲的罗盛教烈士是逃兵，在逃跑途中遇上儿童落水。舍身堵敌人暗堡枪眼的黄继光，是为鼓舞全军士气编造出来的英雄。不幸被铺，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牺牲时年仅十四岁的刘胡兰是红军连长的小三。
——没文化故作有文化，乱用词汇把错误当水平。一些人卖弄文化，以丑为美，把英语和汉语拼音混合成“奇葩翻译”。错误使用字词，不当比喻某事，让人莫明其妙，啼笑皆非。
街头路牌、广告，公园告示、简介，小区通告、启事，市区标语，报刊影视，领导讲话等，错别字和病句频出，且呈“低级化”。某县一位年轻宣传部长，将某女演员皈（gui)依佛门，读成“皈(ban)依佛门”，把露（lu)天电影念成露（lou)天电影，还自我感觉良好。
某小学围墙上有一幅霓虹灯标语，每当夜幕降临，“生命之舟从这里起航”九个大字，便红光闪烁，异常醒目。乍一看，既显文采又富哲理，但细一想竟是个低级错误，“生命之舟”怎么能从小学起航呢？要是用在妇产医院倒挺合适。有人建议把“生命”改为“知识”或“智慧”，可人家不予理睬。
——带“病菌”的毒文化，以毒治毒造成二次污染。某小区有两条最“狠”安全教育标语——“摩的跑得快，阎王最喜爱”；“天堂之路，有一种便车叫摩的”。某省会城市繁华路段旁有一处售货亭，常有人在此“方便”，为惩罚便溺者，亭主人在亭上写下“此处收狗尿”。
狠毒标语、诅咒警示、谩骂发泄，在大众视野频现，对公众的冲击不亚于车祸和陋习本身。出于对交通违章、安全隐患和不文明行为的反感、焦虑、愤怒，心情可以理解，初衷也无可厚非，但动辄出言不逊，恶语诅咒，显然没法让人接受。
要求别人遵章、守法、讲文明，自己先得以身作则。用丑的方法对待丑的行为，不但未必管用，还无可避免地造成“二次污染”，也背离了抑恶扬善本意。公共场所，受众广，影响大，传播快，导向作用明显，不宜发泄情绪，追求刺激效应。既要充分考虑受众感受，又要与当代文明合拍，尽量避免副作用。
标语警示越雷人、言语观点越个性、故事内容越刺激，反作用越大。不比文明比狠毒，无疑给人以“五十步笑百步”感觉，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美和丑历来同生共长，丑文化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不能因此而以丑对丑，否则本身就是在制造丑文化。（墨未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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