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才在一个几乎已中断商业传统的社会中创业，联想集团创始人20年来却总是领先于时代

　　过去20年中，柳传志扮演过很多角色：科研人员、下海知识分子、中国最大电脑公司创始人、足球迷……但几乎无人能够想到，他会以一个从未尝试过的角色正式淡出联想集团：交易缔造者。

　　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的动作是一桩已经闻名全球的交易——虽然在2004年12月8日之前，“国际化”已成为中国商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且不乏海尔、华为和TCL这样的大胆试水者，但联想的大收购还是使其一跃即登到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破冰之旅的最巅峰：此前，尚未有过一家中国企业吞下更大、更加成熟的西方标志性企业的资产。

　　这种“谋定而后动”的经历对于60岁的柳传志而言并非首次。当多数国内企业家仍为生存而绞尽脑汁时，柳已就普遍困扰中国企业的生存、改制、交接班等一系列问题给联想找到堪称业界典范的解决方案。在其退休前，从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起步的联想已然是中国IT产业的代名词，在本土市场打败西方电脑巨头的大卫。正像FORTUNE杂志所评价的那样：“一个弱小的中国电脑公司努力汲取海外伙伴的智慧，然后，吃掉了他们的午餐。”

　　柳因此被舆论广泛称颂为中国商界的领袖人物。但他并非盖茨那样的技术天才，他创业时凭的只是“要紧的是确实要做一点事情”的简单信念；他也不像韦尔奇那样有一大堆的管理玄学供同业顶礼膜拜，有的只是借助中国传统智慧形成的朴素管理观念；他非李嘉诚那般长袖善舞，联想集团总是“慢半拍”的多元化尝试，鲜有成功个案；在自创品牌方面，他不及施振荣，他留给接班人的，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在市场攻伐的韬略方面，他甚至不及任正非，让联想可以强行突破险滩。正是这样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联想，成了中国自创品牌辛酸的最佳代言和做强做大的最接近样板。

　　可贵的是，和同时代其他惯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国内旗帜性企业家相比，柳愿意把联想的成败得失放在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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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外有青山(高楼,孩子们,青山,山外,学生们) 年少时，我在大山里过着艰苦的生活，喝水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背，粮食需要自己亲手去种。上学也需要走很长很长的山路才能到达学校，那时的孩子们没事情的时候都喜欢静静望着远处的天空想象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直到有一天，山里的小学分配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告诉我们山外的世界是多么斑斓。后来，年轻的女教师收到了一笔捐款。校长和其他的老师都建议用这笔钱改善学生的生活，但是那位外来的女教师，却坚决让学校的孩子们集体亲身感受外面的世界，大都市里的高楼大厦深深打动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那位女教师调走时，向学生们说：你们要记住山外有高楼。

　　走出与世隔绝的大山，见到外面世界的精彩，对于孩子们确实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从此，住上山外的高楼成为我那时勤奋学习的动力。终于有一天，我不负众望，考上了位于繁华都市的大学，走出了大山。刚开始接触都市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在都市中生活久了，又感到有太多的诱惑，纷繁的世事，让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流水几乎成为一种奢侈时，我又开始怀念在大山里的岁月。于是我就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楼外其实还有青山。”

　　看到学生们对青山绿水的向往，我忽然想到了自己年少时对都市高楼的向往。在种种周折之后，终于实现愿望的感觉，类似于终于抵达了一条道路的终点，此刻才有时间回味之前的种种努力，由此看到了，之前目所不及的路后之路，山外之山。

　　人在一开始接触事物时，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面，那时就以为山和楼的那一面就是它们的全部。然而，人在经历过无数的问题和挫折之后，开始逐渐了解到山和楼的侧面，就不再有刚开始的心态，而开始小心谨慎，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楼也叹息。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楼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楼。

　　其实，青山仍是青山，高楼仍是高楼，不同的只是人的认识改变而已。可是仅仅因为认识的改变，我们又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如果我们从开始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认识到事物的两面性，那真的是可以少走很多曲折的道路。

　　人，需要先认识了自己，才能认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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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祭（三）??《文化苦旅》(书法,文人,书法家,自己的,笔墨)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着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俯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实在看不惯赵孟俯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

　　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锺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它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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