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教授于2020年5月21日逝世，享年87岁。
威廉姆森的求学和执教生涯贯穿美国大陆东西海岸。
他的一些观点在今日看来似乎不足为奇，但这正是最顶尖学者的伟大之处——他们划时代的研究结论已经成为了后辈普遍接受的常识。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者：威廉姆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能替代市场：企业边界浮现史
1937年，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彼时仍然十分年轻的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最早正式提出了企业的边界问题，即一家企业要获得一项资产（例如原料）时，何时选择从市场购买，何时选择自行生产？科斯的回答是，企业和市场属于“协调生产的可替代方式”，答案取决于哪种行为的交易成本更低。
不过，科斯的企业性质之问在被提出后，仍然沉寂了几十年。
威廉姆森是推动经济学革新的重要一员。这也源于他的实务经验。威廉姆森则不禁困惑：企业家试图约束上下游企业的经济激励是什么？除了技术理由外，组织效率方面的原因是什么？
他1971年发表的《生产的纵向一体化》细致地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概念。简单来说，你为一项专门的生产经营活动、或一种特定的关系付出的资产，倘若是专用的、不能轻易转为其他用途，就意味着这种专用资产的购买者处于一种买方垄断（monopsony）的状态，可以锁定你、钳制你，比如耍赖要求降低本来约定的支付价格，反正你也没法在市场上找到更好的买家。专用性资产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一种定制化的产品、一种只能与其他产品配套使用的零件及其生产线；可以是专门投入训练出来的一项技能、一类技术人员；可以是在特定位置的不动产。
不难发现，投入的资产越没有专用性，你就越不用担心销路；而投入的资产越有专用性，一方对对方越有依赖性，就越希望锁定销路，避免被钳制，消除所谓事后不适应性。
所以，倘若资产专用性高、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也高，企业就会最终过渡到“纵向一体化”，即和上下游的供应方或销售方合并，在这个脆弱的环节上实现双方利益的一致性，通过双方共同的上级和利益代表者的权威指令来协调资源，保证其中一方不会实施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的边界也随之外拓。而如果外部制度环境恶劣，例如产权不被保护、市场割裂、信息不流通、法院孱弱、签订得尽量完备的合同也缺乏约束力，企业“抱团取暖”、“关门自己解决”的动力自然就更大。
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味着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之地位的确立。但如威廉姆森所言，关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还在发展中，尚未定型。
企业的边界：不能替代市场
一般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初始阶段是亚当·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毋庸置疑。威廉姆森的历史性贡献是把市场交易和科层指令视为了平等的资源配置方式的选项。
企业管理者的能力界限首先来自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人类的理性和信息吸收处理能力不是无限的，不能在事前缔结完美的合同、不能对合同履行中会出现的各种情况予以预先约定，所以市场会失灵。而一个人在与平等对手打交道时展现的有限理性，不会由于他当了领导、可以向下级发出指令而变成无限。
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市场交易只要不涉及胁迫、欺诈、重大误解，就在理论上是双赢的，因为如果任何一方不觉得自己有利，就可以不接受交易。
此外，如我们很多人所亲身经历过的，任何组织内若有过多的人员和层级，必然会由于代理成本（agency cost）而产生彼此制约的内耗。威廉姆森明确说：“相比于小企业，大企业更容易出现官僚作风和政治站队”。企业组织进一步的“凝固化”，就会成为激励效率趋向于零的官僚组织。
“在无限大的市场中，企业始终是有边界的”
威廉姆森学说的“边界”
关于交易成本的企业边界理论，有内外两个维度。显然，企业越大、所有者的数量和种类越多，他们之间的利益平衡就越难实现，对管理者的监督也会随着信息规模增大、信息传递层级叠加等而越发低效。
威廉姆森的学说主要是对外维度，即把企业和市场作为两种制度选择予以比较，内外成本的比较思维，重在解释不同制度的起源与演化。不过有学者受其启发，提出了关于对内维度的新理论。不过，汉斯曼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权成本的作用更大一些，更应予以重视，所以他的学说更属于对内维度。
威廉姆森学说下的企业边界也不限于作为法人的企业的有形边界，还包括对交易相对方产生约束的种种模糊边界，例如，要评价劳动合同、工会、特许经营等限制竞争行为、公私合作（ppp）的行为的正当性评价时，均会与当事人面临的资产专用性等交易成本因素有关。
经济学系的“边界”：威廉姆森何以养成
大学当然也可以有边界，一所大学无需追求学科门类的齐全，但应重视学科之间的协作效应。威廉姆森硕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读博却奔向了名气逊色的卡内基理工学院（在他博士毕业后，该校与他校合并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原因正在于那边有着良好的交叉学科研究的环境。
在长年的跨学科氛围的熏陶下，当威廉姆森思考企业时，他的视域内不仅有正式的组织，更有文化和社会规范对人类行为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如“背信弃义”的策略（strategic）行为。他就像一个心理学家那样说：“机会主义是以欺诈来寻求个人利益，其涉及微妙形式的欺骗，特别是精于计算地误导、扭曲、伪装、搞乱、混淆”，并感慨说“倘若不存在机会主义，规则就能管好所有的行为”。
所以，威廉姆森大概会赞同说，为了有效“生产”知识，经济学系应当拓展自己的边界，并与其他院系构建广泛深入、长期性的“一体化”合作。
企业边界理论对中国的特殊启示
中国人如果不是对“企业的边界”更感兴趣的话，也必定是受“企业的边界”问题影响更深的一群人。
这一套机制大大超越了信息中枢的管理能力，最终瓦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调是以市场化为基础，即令更多的资源通过市场上的公平交易来实现。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正以企业集团的形式在变得越来越大。
故今时今日，以本人的浅见而论，威廉姆森理论除了普遍适用的那些内容外，对我们面临的现实的特殊启示可以有如下几点——
首先，要重视基于比较的交易成本概念，特别是科层组织内部的官僚成本。
顺便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所谓“大数据”之流的新型管理技术也只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而非自动以降低交易成本为能力，并不会必然降低科层制组织的指令成本。
其次，要通过改良制度环境来提高市场主体的治理选择质量、实现收益最大化。对于有趋利避害、减少交易成本之本能的经营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补贴、输血，而是提供一个让他们有充分选择、能充分发挥、实现优胜劣汰的环境。
这又能包括两点：
一是强化合同的执行机制。理性的企业对边界的选择均是在现实中做出的，选择以企业指令代替合同交易，未必是因为前者的成本低，而只是由于后者的成本过高。
二是减少管制造成的不必要的专用性资产。一项资产是否为专用性，可能是基于技术、销路、位置等自然维度，也可能是基于不必要的管制维度，从而会带来不必要的、低效率的企业一体化。
2020年3月底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正可谓是为了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来减少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产专用性”的大道。
注：本文转载自虎嗅 《交易成本与企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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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谭礼:妻子靖秋还只是四重天界神，儿女则更加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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