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加油啦，不能在给自己偷懒的机会啦，说你呢
还血荐轩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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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终点和起点(终点,跑到,绕道,马拉松,而行) 一个新近成寡的中年女人，在埋葬了丈夫以后一直提不起劲生活。
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练习马拉松大赛，不知为什么，她的一根细小的神经开始动了一下，接着下来，她开始做了丈夫死后的第一件有“生气”的事情。
她穿上运动衣，系好球鞋鞋带，也开始锻炼自己去参加马拉松。她年轻的儿女和年长的爸爸，看到她开始有所投入，都非常高兴，也在旁边鼓励她。但是，在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底数”，那就是，在体力上她是跑不到终点的；不过，只要她能跑出起始点，大家就大为放心，因为知道她又有生活意志了。
然而，在比赛那一天，从早上跑到下午，该跑到终点的人都跑到了，跑不到的人也都在中途停下来吃比萨或热狗，跟着加油的家人回去了。但是，这位中年女士的家人始终没见到她回来，他们通知警察也不得要领，只好跑到马拉松的终点去等她。
而这位女士，在人群散去，车子熙攘当中，仍旧疲乏地一步一步拖向终点。一些路人看到她在黑夜的路上吗漫跑，担心她出事，也惊于她这种“不识时务的固执”，便打电话到电视公司去。
结果，当她“不成人形”地跑向终点时，她的家人、电视记者和一群好奇的人，全都在另一头替她加油和欢呼。
在这个中年女人的一生中，她只想到会和丈夫白头偕老，但丈夫舍她先走了，她感觉她人生的终点已经到达了，她不想再跑，因为她的伴侣失去了。但是，和大伙一起开始了人生马拉松，她又开始跑上了她剩下的路程，也开始体会和接受：那虽是她丈夫的终点，却不是她的终点。
而她，一定要跑到自己生命的终点，不论那段路程是多么的孤单、多么的黑暗、多么的危险。这位女士虽然是“最后一名”，却是“人生马拉松”上的“第一名”。
一位事业非常成功的女性在接受访问时曾说：“我经过相当多的所谓‘失败’，不过我称它们作‘绕道而行’。虽然当时我非常沮丧，但是我总不放弃在‘此路不通，绕道而行’的途径上另找出路，我绝不相信那些‘失败’——‘绕道而行’的标志，就是我事业的‘终点’。”
人生的跑道和运动场的跑道，有很大的不同。运动场的跑道是直的，或是规则的弧状，你总是可以从起点看到终点；但是，在人生的跑道上，你不只无法从起点看到终点，恐怕连该在哪里转弯都搞不清楚，甚至，常常你以为已然跑到了终点，却发现，那竟是另一段赛程的起点。
那位成功的女性把失败当成“绕道而行”和那位从丈夫的终点再跑出一个“起点”来的女士，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例子——在人生的跑道上，的确只有一个终点，但是，却有许多许多的“起点”，而这些“起点”，常常都在“死巷子”、“绕道而行”、“路滑”、“前有落石”，甚至在“断崖”之处发生。
人生的终点，确实不是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我们到达那一点之前，凭着“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在跑道上的任何一处，画下“起跑点”的记号，而只要我们仍然在跑道上跑着，我们就不会是“最后一名”，反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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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柳树一样活着(柳树,高考,独木桥,乡下人,独木)
你知道柳树，未必就知道像柳树一样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诗经》里知道柳树与人的情感时，我已坐在了邯郸师专的教室里。我的人生将从此另起一行，与土地的关系也将暂告一个段落。
那时生产队的土地刚刚责任到了我父亲的名下，欢欣鼓舞的父亲为了表述对土地的虔诚，爬上村东老柳树砍了一抱粗柳枝，哼着小曲把它们一字排开栽在自家地头，豪气十足地对我说：用不了几年就能长成檩梁，等你成家盖房的时候就能用上了。
此时正是1980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秋风把我吹进了城市，而柳树丝纹未动。从此，我在这头，柳树在那头。
越来越时髦的城市让土里土气的柳树变得灰头灰脸，就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传统诗词文赋中柳树的风光只能在记忆中的乡村去寻找。那时，柳树浩浩荡荡点缀着荒凉的大平原，是何等的气派。现在想来，倒不是乡下人偏爱柳树，而是因为柳树们性命质朴容易存活，正像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乡下人一样，不管天灾人祸风雨交加，还都接二连三地充斥了人间，廉价地延续着人间的烟火，卑微而顽强地活着。
我们当然不甘心如柳树一样一辈子任凭风吹雨打，我们也向往生存土壤的肥沃。可高贵的理想之旅比李白走蜀道都难。于是在高考的独木桥上除了老三届外，最拥挤的就是我们这一拨人了。
我们没有五十年代人生逢社会和人心相对的纯净以及后来推荐上大学的侥幸，也没有七十年代人那样赶上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自由和高考扩招的宽松。我们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在初春里蠢蠢欲动而又不时遭受春寒侵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明知春风似刀，我们偏向刀丛拥挤。
受招生数量限制，彼时彼地能顺利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只有4。3%，这就意味着95。7%的人要从这独木桥上摔下去。有的摔下去后干脆就永远把理想还给了村边的柳树；有的参军到部队考军校，“曲线救国”；更多的是屡败屡战。我第一年从理科上摔下来，第二年又从文科上冲了过去。而我的一个同学从1979年开始，连考六年，用了两次解放战争的时间才把自己从独木桥上解放出来。
那会儿即使考上了中专，也足以让十里八乡的眼珠子瞪出来，要是能考上大本大专，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就是柳树上结了仙人果。哪像现在，过了七月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硕士博士满街乱碰头。所以我们对独木桥爱得如痴如醉，又恨得咬牙切齿。在我们眼里，这独木桥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可这数十步却漫长得让我们拼死拼活，焦头烂额。而那些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却优哉游哉地闲庭信步，因为他们考上考不上都无关紧要，反正高中毕业后国家给安排工作。为此，我的同学张庆雨气愤而又无奈地对我说：我要是非农业户口，才不费这龟孙傻劲儿哩！
应该说，我们这一拨人是拽着理想主义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与那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生机的年代一样，我们每个人既有转户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怀世界的理想，都觉得自己将来不是鲁迅郭沫若，就是华罗庚陈景润。学习累了，我们就躺在宿舍大炕上望着屋顶的檩梁椽木，心里默默设计着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支撑作用。
我们用书本摆渡着自己，虽然吉凶难测，前途未卜，也常常幻想到达彼岸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
师专的学习生活稀里糊涂一晃而过。毕业时，几个家在市里的同学留在了城市，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捞了个文凭和非农业户口又分配到了农村中学工作。
泪水涟涟，“祝你成才”，分别的激动和鼓励我都忧郁地留给了城市，心存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乡村中学。
父亲栽下柳树后就再也不去打理它了，就像对我一样，把我迎接到人间他就当上了甩手掌柜。并不是我们父子感情淡薄——他不识字，没法在我读书时指导我的学习；他没有权势，没办法为我铺就锦绣前程。他能为我考虑的只是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比如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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