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萊特個人形象分析
別林斯基公正地稱(哈姆萊特》是戲劇詩人之王燦爛王冠上面的“一顆最光輝的金剛鉆”。的確，《哈姆萊特》體現了作者高度的創作才察和囊括一切的聰慧，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中地位最高的一部，他以十二世紀丹麥歷史故事為基本輪廓,以點石成金的手法加以發展和充實,創造出許多有血有肉、聲情并茂、栩栩如生、千姿百態的人物形象和現實主義舞臺奇跡。情節曲折跌宕、思想深邃細密、激 情感人肺腑。而主人公哈姆萊特身上則凝聚了時代特征及悲劇性內涵，是莎士比亞典型塑造的最高成就。
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萊特是伊麗莎白時代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高尚青年的典型,他勇敢、慷慨、有學識、能言善謔、舉止風稚、興趣高尚、愛好音樂和戲劇、對人類前途充滿信心，是深受人民愛戴的能文能武的青年。在面臨危險挑戰的情況下,他的頭腦敏捷睿智、思想活躍復雜。作品里奧菲利亞眼中的他，具有“朝廷人士的眼睛、學者的辨舌、軍人的利劍”是“國家的期望和花朵、風流時尚的鏡子、文雅的典范、舉世矚目的中心”(三幕一場)。總之，哈姆萊特是天才的藝術家深刻而周到的手筆所雕塑的一個真正的人。然而作為典型塑造的最高成就的哈姆萊特,他的性格又是多重的、復雜的，他究竟堅強還是軟弱；是勇敢無畏、熱情奔放的,還是延宕、優郁的；不能簡單的一言以蔽之。
關于哈姆萊特的性格，莎士比亞是把他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和具體的情節環境中來加以刻畫的。戲劇一開場，他便被置人尖銳的沖突之中。留學普魯士威登堡的丹麥王子大學生哈姆萊特突然接到父王暴死、叔叔匆忙繼位并娶了他的新寡母親(送葬時的鞋子還沒有破舊)的消息，開始動搖了他對人性善良的信心。(“脆弱呵,你的名子叫女人!”)因此，他第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形象就是心情沉重而優郁的。正在這時，父親的鬼魂告訴了他叔父殺兄、篡位、奪嫂等逆不道的真-相并傷他復仇的任務。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替父報仇只是一種個人行動；但在王室之中，新王的拭兄娶嫂和王子的為父復仇，便都蒙上了社會政治色彩。父仇必報、邪-惡必除，“時代”必須“重新整好”，這便是哈姆萊特所面臨的重大任務。任務要求行動，對于兼具學者和軍人特點的哈姆萊特來說，他一方面毅然擔負起這樣的任務并采取了相應的行動，另一方面卻必須弄清楚一系列問題:鬼魂所言是否是真，行動是否合乎正義等。同時，面對著這樣一個敗壞倫常、嗜殺貪淫、萬惡不赦的強大的奸惡對手，他也感到復仇任務的艱巨。于是他在郁悶優傷的同時，為了獲得克勞迪斯罪行的全然人間現實的證據，趁勢裝瘋，借此抒發內心的憤做，也好騙過對他心存戒備的對方的耳目。通過“戲中戲”，新王的驚惶不安暴露了心虛，證實了奸王的罪行，但哈姆萊特為了尋找適當的時機，卻誤殺了波洛涅斯替自己招致被放逐的命運，奸王設計將哈姆萊特送往英國，企圖借刀殺人，結果導致哈姆萊特推遲了復仇的任務。在哈姆萊特的心目中，他的父親不但是“父親”和“丹麥的統治者”,而且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堂堂男子,體現了人所有的一切美德。父親的被害,意味著人的被毀滅。他被父親遭受逆倫慘惡的殺身之禍的消息震驚了,他感到世界如同“一個荒蕪不治的花園,長滿了惡毒的芬草”、“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獄”、“丹麥是其中最壞的一間”,他一再控訴“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而他則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正如我們看到的，“哈姆萊特有兩個目標:一個是為個人的—為死去的父親報仇；另一個是為大眾的—重整乾坤。個人的目的容易實現，但第二個目標卻很難實現。”①正是由于以上種種原因使哈姆萊特在復仇的過程中，時常感到壓抑，經常處于痛苦和猶豫不決的狀態之中。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哈姆萊特的性格象以往傳統的評價所言從根本上僅僅是軟弱的、延宕的，他之所以遲疑，除了客觀上對手勢力的強大外,更因為他思想深邃,看到了在個人的責任后面有著另一種社會的責任,而他卻
不知道完成這一重大責任的途徑，吏確切地說是他在積極尋找而暫無出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使那個時代的人文主義者看到了自身的軟弱，產生了深深的痛苦。但這種痛苦和優郁恰恰又是哈姆萊特追求真理、不滿現實，頭腦清醒和覺醒的表現。“哈姆萊特的悲劇感受，源于一個誠實人對邪-惡和人生災禍的憎恨之情,這是替全人類的苦難所發出的慘叫，這是心靈的呼喊，他的心靈不能容忍生活變成地獄,人們道德淪喪。”②盡管為了復仇，哈姆萊特舍棄愛情，幾經磨難(被遺英國奸王設計想用毒劍和鴻酒置他于死地等等)，理想幻滅使他精神極度的苦楚和憤愈，但他終于在臨死之前實現了復仇的愿望。如果對于個人不幸的“痛切敏感”和“全然不敏”同樣產生悲槍的話，那么莎士比亞正是用奧菲利婭“全然不敏”的真瘋與哈姆萊特“痛切敏感”的佯狂，來生動展現主人公不向邪-惡屈服、積極行動的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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