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先生在元旦給出了四條新年祝福：

第一，觀察。這是一個沒有方向沒有真相的時代，每一位個體一定要認真觀察，盡可能掌握真實信息。

第二，等待。要有耐心，甚至要有長期等待的心理準備。

第三，堅守。在這樣一個時代，要特別堅守人生原則，堅持做人的良知和底線，決不出賣靈魂。

第四，做事。今天還是有做事空間的，要踏踏實實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該做的事。

作為著名的魯迅研究者，錢老早已將魯迅精神內化，從他的新年祝福里不難看出魯迅的影子，不妨從魯迅說過的話中試摘錄一部分來對讀。

錢理群先生之所謂觀察，是永遠堅持著獨立和自由的思考，敢于正視現實，尋求真理。

“ 關于“觀察”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論睜了眼看》，《墳》）

“可見中國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確，喜歡含混。”（《致增田涉/1934年2月27日》）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找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導師》）

“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讀書雜談》）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忽然想到》）

在魯迅看來，要多讀書讀各種各樣的書以防止受騙，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在和同道的朋友的聯合中互相砥礪前進，尤其要遠離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警惕自欺欺人的國民性。

錢理群先生之所謂等待，是長存希望，是“韌性”精神。

“ 關于“等待”

“希望是附麗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記談話》）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頹廢得快。”（《上海文藝之一瞥》）

“……我所采取的戰術，是：散兵戰，塹壕戰，持久戰——不過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許不見得一致。”（《致蕭軍/1935年10月4日》）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娜拉走后怎樣》）

“在進取的國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國的地方,卻容易吃虧,縱使如何犧牲,也無非毀滅自己,于國度沒有影響。”（《兩地書·一二》）

而希望和“韌性”精神，都是魯迅精神中的關鍵詞，他在反抗絕望的過程中，也將虛妄一同放逐，要戰斗、要革新、要前進，但是也始終強調鏖戰的藝術和持久戰的思想覺悟。

錢理群先生之所謂堅守，是不盲從，有操守，有真正的信仰。

“ 關于“堅守”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扶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這個與那個》）

“誰說中國人不善于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并非將自己變得合于新事物，乃是講新事物變得合于自己而已。”

“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于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毫無特操，是什么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馬上支日記》）

“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為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并不是缺點，總是疑，而并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要騙人》）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并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運命》）

而魯迅筆下，對于中國人的逢迎拍馬、舊事物的變新為舊洞若觀火，堅守不是小偏執、小確信，而是建立在觀察、等待基礎上，在經歷了人世沉浮、看遍人情冷暖、遍歷蠅營狗茍之后，仍舊秉持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信仰。

最后，錢理群先生之所謂做事，則在魯迅的“泥土”精神、“苦工”精神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這也使他與那些單純喊口號，或者以各種主義做戲的人相分別。

“ 關于“做事”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中國人將辦事和做戲太混為一談，而別人卻很切實，……”（《致臺靜農/1933年6月5日》）

“中國的文壇上，人渣本來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樂科學，便學文學；不會作文，便學美術，而又不肯練畫，則留長頭發，放大領結完事，真是烏煙瘴氣。假使中國全是這類人，實在怕不免于糟。”（《致楊霽云/1934年6月3日》）

“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要反抗他，撲滅他！”(《北京通信》）

“罵別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則自己不做事，而罵別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致鄭振鐸/1934年6月21日》）

在當下，時常彌漫著一股消解魯迅意義，將魯迅庸俗化的氛圍，是啊，他太難懂、太晦氣、太咄咄逼人、太不給人面子、太讓人難堪下不來臺。

不管何時讀到魯迅，我們心里總會有所觸動，他永遠讓人冷到谷底又熱淚盈眶，是一種痛定思痛之后沉潛的力量，在新冠疫情形勢依舊撲朔迷離的新一年里，魯迅的思想依舊具有穿透力和洞察力。

面對“當下中國是否需要魯迅”的爭論，錢理群多年以來一直積極發聲。他指出，魯迅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以及古今中外一切思想，都存在著既“在”又“不在”的關系，這使得魯迅的思想始終具備現實性。

而魯迅的懷疑精神最終也指向自身，他的思想始終處在流動、開放的過程，在魯迅面前，我們必須獨立思考。

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同時又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思想追求變為實踐的知識分子，他始終站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這一邊，為他們悲哀、叫喊和戰斗，又將自己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

《祥林嫂》，張漾兮畫

小北今天要給大家推薦的是錢理群先生在《魯迅與當代中國》中，對于魯迅精神的深入感悟和體認，也是關于“觀察、等待、堅守、做事”的展開，讓我們一起重張魯迅精神，厘清時代真相！

01 我們為什么需要魯迅？

在當下的思想文化界、魯迅研究界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

是的，魯迅和我們一樣：他不是神，是人，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但，魯迅又和我們，和大多數中國人不一樣：他是一個特別，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們才需要他。

這樣說，強調這一點，不是要重新把他奉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將”“導師”。——這些說法，恰恰是掩蓋了魯迅真正特別之處。

魯迅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現代思想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文化運動，他都是既支持、參加，又投以懷疑的眼光。

魯迅從來就不是，也從來沒有成為“方向”，他任何時候（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方向”，因為他對任何構成“方向”的主流意識形態，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懷疑、批判的態度。

而且，魯迅還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見、定論……提出質疑和挑戰。——畫家陳丹青按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斷定“不管哪個朝代”，魯迅“恐怕都是壞公民”，這是確乎如此的：魯迅就是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的公民”。

魯迅也不是“導師”。從古代到現代，到當代，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導師”和“國師”情結，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魯迅是提出質疑和挑戰的少數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導師》一文里說，知識分子自命導師，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上當；但他又說，我并非將知識分子“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

而魯迅思想的特別，就決定了他對我們的啟迪是別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獨有的。

魯迅在整個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體系、話語結構中，始終處于邊緣地位，始終是少數和異數。

他和以充當“導師”“國師”為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他從不看重（甚至藐視）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體制的收編，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他就是要在體制外的批判中尋求相對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當然，他更深知，完全脫離體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獨立和自由極其有限，他甚至說，這是“偽自由”：他連自己的追求也是懷疑的。

而魯迅這樣的異數對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國讀者的意義，首先在于，它是一個檢驗：能否容忍魯迅，是對當代，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寬容度、健康度的一個檢驗。

當然，任何時候，真正關注以至接受魯迅的，始終是少數：一個大家都接受的魯迅，就不是魯迅了。我曾在《與魯迅相遇》里說過：“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滿了困惑，甚至感到絕望，這時就接近魯迅了。”

而我還想強調一點：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復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出感慨：我們已經失去了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同時也就產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模式的內在要求。

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復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面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并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

02 魯迅的堅守與質疑

很多人將魯迅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由此引發出來的，是“魯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化的方向”這樣的經典論斷。魯迅自己是明確將胡適視為“五四”文學革命的提倡者的，而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更已經是現在學術界的共識。不過魯迅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及其價值，卻是客觀、準確的評價。

魯迅的獨立價值在哪里呢？這首先表現在他對“五四”的啟蒙主義話語與實踐的復雜態度。他確實為啟蒙而寫作，但他從一開始就對啟蒙的作用心存懷疑。但他又表示，“還想從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在堅持中質疑，又在質疑中堅持，這樣的啟蒙主義立場，在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確實是非常特別而獨到的。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個核心話語——“科學”與“民主”，魯迅也別有見解。

早在1908年，在其所寫的《科學史教篇》里，魯迅一方面充分肯定科學對于東方落后民族國家的特殊意義，給以很高的期待，但他同時提醒，如果以“科學為宗教”（即今天我們所說的“唯科學主義”），就會產生新的弊端：“蓋使舉世惟科學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

對民主的看法與態度也同樣如此。早在二十世紀初所寫的《文化偏至論》等文里，他在充分地肯定了英、美、法諸國革命所倡導的“政治之權，主以百姓”的“社會民主之思”，對反抗封建君主專制的巨大意義的同時，也提醒人們，如果將民主推向極端，變成“眾數”崇拜，“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那就會形成新的多數人專政，其結果必然是歷史的循環，又落入了新的現代專制。

還有一種流行的說法：魯迅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學運動的領袖，是左聯的“盟主”。但是魯迅對左翼文學運動的基本理念也是既接受又質疑的。

比如“革命”。魯迅說，有人一聽到革命就害怕，其實“不過是革新”，他因此主張校園里的“平靜的空氣，必須為革命的精神所彌漫”，召喚“永遠的革命者”，一再對為革命犧牲的烈士表示最大的敬意，這都是有文可證的。但，魯迅也一再提醒人們要警惕那些“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他們“擺出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比如“平等”與“社會主義”。魯迅在《文化偏至論》里，對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掃蕩門第，平一尊卑”的“平等自由之念”，給予了充分肯定。但從一開始，他就同樣對平等可能導致的“偏至”提出質疑。

他說，如果把對平等的追求推到極端，“大歸于無差別”，“蓋所謂平社會者，大都夷峻而不淹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進步水平以下”，“全體以淪于凡庸”，結果必然是社會、文化、歷史的全面倒退。而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他在表示向往的同時，也在緊張地觀察與思考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初，魯迅強烈地感到片面、極端的“眾數”的“民主”“平等”對“個體自由”可能造成的壓抑，因此，他突出了“自由”的訴求；而在二三十年代，他卻發現了中國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命“特殊知識階級”，完全無視日趨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把對自由的訴求變成排斥多數人（特別是普通平民）的少數人的“精英自由”，這同樣是對他所追求的自由理念與理想的另一種消解，因此，他又要突出“平等”的訴求。

不難看出，我們所討論的“啟蒙主義”“科學”“民主”“革命”“平等”“社會主義”“自由”等等，實際上都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主要概念，構成了它的主體。而我們的討論表明，魯迅對這些概念，中國現代文化的主流觀念的態度，是復雜的：他既有吸取，以至堅持，又不斷質疑，揭示其負面，及時發出警戒。

這樣的既肯定又否定，在認同與質疑的往返、旋進中將自己的思考逐漸推向深入，將自己的價值判斷充分地復雜化，相對化，可以說是魯迅所獨有的思維方式（其他思想家大都陷入“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二元對立模式中）。

可以說，他既是中國現代文化的建構者，又是中國現代文化的解構者，因而，他的思想與文學，實際上是溢出中國現代文化的范圍，或者說，是中國現代文化所無法概括，具有特殊的豐富性與超前性的，是真正向未來開放的。

03 “尋朋友，聯合起來”

一位同學在他的日記里，這樣傾訴自己內心的苦悶：“我對自己的將來一無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這樣讓我們年輕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天的平庸里，整天就這樣飄來飄去，沒有方向，漫無目標……”

另一位同學又這樣描述自己的大學生活：“每天都將日頭睡上中天，在思維的急躁與行動的遲緩中踱入圖書館，然后無所選擇地讀上一通！就等著回食堂吃上一通沒有味道的飯菜。害怕了那種心中的焦躁與行為上的無奈……”

這些真誠的內心袒露，真實得可怕，讓我震撼。

我理解這樣的苦悶。在應試教育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從小就以“考上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在如愿以償，進入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

于是，就有了這樣的生命的呼喊：“路該怎么走？我們怎么辦？”

于是，就像魯迅當年所說的那樣：“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

而且無論是魯迅那個時代還是今天，也真的有人以“導師”自居，自以為“真理”在握，向青年灌輸，指路……

而我卻想起了魯迅的話——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華蓋集·導師》）

魯迅這段話頗耐尋味，值得反復琢磨。我體會它至少內含著五層意思。

第一，不要輕信那些自以為真理在握的假導師。魯迅多次說過：“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至今有時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墳》），我怎么敢去充當年輕人的導師？這才是一個真誠的成年人的老實話：年輕人在尋路、前進的過程中，一定要對形形色色的假“導師”保持高度警惕。與其聽他們高談闊論，胡說八道，不如聽魯迅這樣的“我也不明白應當怎么走”的低調的老實話。

第二，因此，青年人也不必拒絕成年人、老年人，他們的人生經驗甚至教訓也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魯迅說：“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他們的用生命換來的經驗是可以作為借鑒，應該認真吸取的。特別是在大學讀書階段，更應該通過廣泛的閱讀，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前人所創造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文明成果，“盡量地吸收”。（《墳·看鏡有感》）

應該說，通過閱讀經典，最廣泛地吸取精神資源，是為我們前面說的尋求新的價值理想，確定自己人生目標奠定基礎的。任何新的創造都不可能憑空臆造，必須有繼承，才會有發展，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就是這個意思。但拿來又不能代替創造，即使前人、成年人、老人經驗中所包含的真理也只有經過自己的實踐，才能內化為自身的血肉。

第三，因此，魯迅最看重的是實踐，是行動。魯迅在這段話里，用形象的語言，反復強調的“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辟成平地”“栽種樹木”“開掘井泉”，都是在講實踐與行動的意義。魯迅曾說：“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華蓋集·青年必讀書》）此話遭到很多的誤解與攻擊，人們不能理解魯迅的苦心與深意。

在魯迅看來，“言而不行”，缺乏實踐與行動的能力，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弱點；新的價值理想的建立，新的人生目標的確立，都不可能仰賴書齋里的苦思冥想，而必須在實踐與行動中不斷思考與探索；特別是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在沒有現成的規范可循，即“沒有路”的情況下，人們只有一條出路：自己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一邊摸索，一邊不斷校正方向，總結經驗，最后走出一條路來。

第四，魯迅主張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輕人要“尋朋友，聯合起來”，依靠集體的力量進行共同的探索與努力。魯迅看得很清楚：“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自然也有要前進的。”他更清醒地看到，要前進的青年只是少數，他們在自己所生活的具體環境里，常常是孤立的。

第五，魯迅同時提醒年輕人：你們所要走的探索、追尋之路，將充滿艱險，會遇見“深林”“曠野”與“沙漠”，會有失敗與曲折；但同時又要有自信，因為“你們所多的是生力”，“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難”。（《集外集·田園思想》）不管遇到多大阻力與困難，只要堅持，并認真總結經驗，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一定有希望。

04 魯迅的泥土精神

而魯迅的期待，同樣體現在他的“泥土精神”上，在魯迅當年（1924年）和北京師范大學附中師生、校友的一次談話中（《未有天才之前》），和盛行一時、至今愈甚的“天才”教育相反，魯迅號召年輕人要甘于當“泥土”。他說——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在我看來，這里包含了三層意思，很可以作為年輕朋友立志時的參考，一是強調“大家都可以做”，而不是有“天賦”的少數人才能做；二是強調“切近”的人生選擇，而不是高遠的難以實現的目標；三是強調與作為“泥土”的普通民眾的親近與血肉聯系，而且自己也要做“泥土”，成為普通民眾的一員。

趙延年木刻版畫《魯迅像》

“泥土精神”，大致有兩條。一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了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我們所要做的是新時代的“泥土”，因而就必須能夠“吸納新潮”，具有改革的精神，這才能夠成為真正的社會變革的基礎。

二要“不怕做小事情”。——這里所顯示的“不怕做小事情”的堅實、堅韌，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精神，是典型的魯迅精神。這里不妨摘錄一些以作共勉：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華蓋集·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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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孫嘉婧、黃泓

觀點資料參考：《魯迅與當代中國》，錢理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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