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可持續”的績效管理

　　隨著社會、環境與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越來越大，西方主流企業中已逐漸引入可持續發展績效管理(SPM)體系。可持續發展績效管理與以往KPI主要不同在于：1 識別出社會、環境與經濟等影響企業發展的驅動力;2 加入了相應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并配有相應的流程管理;3 將這套可持續發展指標與其他商業指標有機相連。

　　可持續發展績效管理體系目前得到眾多領先企業的一致認可，并得到大力推行。它的投資為企業長期運營主要帶來了以下益處：

　　增加品牌價值，有利于行業形象、招聘人才等諸多方面。例如沃爾瑪在采購上制定的道德化標準已成為業界標阡。通用電氣在采用Ecomagiation這一綠色創想的投資戰略后品牌價值估值已增加17%;增加消費者滿意度并減少流失率，尤其對于食品、能源等與日常生活貼近的行業;更強的成本控制，例如DHL新加坡啟用GoGreen綠色項目后燃油效率提升5%，機車空置率下降8%;宜家之前在英國所有門店消除塑料袋使用在30個月內就為公司節省了100萬英鎊;銷售額增加，雖然綠色產品的創收額往往需要―段時間后才能體現;環境風險管理加強，這對于企業長期運營的好處不言而喻，也規避了長期存在各種風險的項目執行。

　　CFO是最佳人選?

　　隨著可持續發展績效管理體系的推行，CFO的職責正在日益擴大。過去企業中關于環境、社會及政府關系(ESG)的事務通常由社會責任部門或由投資者關系部門主導，CFO或財務部門介入不多或只是扮演一種支持角色。

　　目前，這種觀念正在大大改變。多項機構調研表明，CFO因其財務技能和跨部門統管能力是企業中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最佳人選。原因如下：

　　CFO可以監管企業許多部門，其帶領的財務部門也對各單元表現有所了解，這樣的全局觀可推動企業的規劃支持所要達成的目標，包括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指標;CFO能更好地主導數據收集、分析、匯報等工作，使可持續發展的進程在企業中更透明化、可視化，并可以使執行更有效、測量更精準、匯報更可信;CFO有權讓可持續發展體系與商業發展指標相掛鉤，從而使企業執行更好的決定，創造更多的價值;CFO能通過監管環境指標的報告，進一步增強企業的風險管理。通常CFO也是董事會成員，也需要直接監管成本與風險控制。

　　如今CFO們的新挑戰在于需要一方面利用慣常嚴格執行的測量與匯報體系，―方面結合對可持續發展舉措的深入理解，使企業能夠長期實現更多的股東價值。

　　采用的量化方法與框架

　　據調研顯示，目前困擾大多數CFO的仍是對于可持續發展有效衡量方法與手段的缺失。由于每個企業行業不同，所面臨的可持續化發展風險也不盡相同，業界較少有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模型和統一匯報需求。因此，每個CFO需要根據企業特色來找到一種平衡，既不能因衡量要求過細過嚴而難于執行，也不能過于寬泛失去意義。同時，他們也需要為下屬列出一系列必要的指示，以及其他理想指標。

　　國際領先機構已對此命題做出許多研究，形成了一些業界框架。對于中國相對起步較晚的企業，也值得在管理中借鑒。

　　世界銀行各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IFC)于2012年更新了關于環境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列出了8項指標需要維護，供全球企業參考。

　　環境與社會風險：針對企業面臨的相關政策合規、管理系統、應急預案、監管審查制度等;雇工工作條件;能耗和污染防治：針對所采用能源、排放標準和環境影響等;社區健康和治安;土地征用：針對某些項目對土地使用上的對當地環境的危害管理;保護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源管理;士著人群保護;文化遺產保護。

　　高盛投資銀行也根據聯合國的`要求，針對企業，結合環境指標、行業特性與收益增長提出了領先的GS Sustain框架工具，用以衡量企業的管理品質。這套框架的衡量指標包括企業監管、雇員、股東、環境、行業特性等給企業進行評選，對標跟蹤全球眾多企業，決出醫藥、食品、能源、礦業、媒體等大行業中的領先企業、中游企業和落后企業。

　　另外，從企業投資決策上看，西方大多數企業仍采用EVA方法來衡量，因為EVA相對而言是一個考慮了運營與財務資產的利用率的全面指標。如令耶魯大學正在進行最新的研究，推出TKUE EVA指標，更好地結合環境因素對于投資的考慮。中國許多企業也正逐漸向新型的績效管理和財務衡量體系轉型，這需要CFO們在投資與管理中加入越來越多對于可持續因素的考量。

　　雖然對于具體采用何種指標與體系，各企業見仁見智，但越來越多的500強企業已開始將以下指標納入年度報告，給予披露，對于中國公司來說，這些也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針對未來大氣改變或重大技術升級的投資預算;生命成本計算：即考慮資產的有限使用年限;可持續發展報告;對于政策的合規報告;關于碳的預算及會計處理;碳排放計算;關于環境與社會指標KPI的考量;關于可持續發展指標與財務指標之間的計算關系與系統相關度。

　　2005年，陶氏化學就不再單獨發布環境指標的報告，而是將其納入正式的公司年報，涵蓋了財務、環境及社會三重指際，提出所謂的‘三重底線’。

　　需要進一步關注的舉措

　　除了在企業管理中納入可持續發展指標外，如今企業在戰略性的并購投資上也對ESG方面加大了關注，尤其是所收購資產在環境方面的長期影響往往會改變交易結構與投資回報預算。

　　對于收購方來說，需要進行環境盡職調查，將股東、監管機構、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雇員及公眾等方面都納入研究對象。采用這樣的全局觀及對于資產做整體生命周期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特別是未來關于環境的政策要求將越來越嚴格，從而為此付出的合規成本也勢必越來越高。對于科技含量較高的行業更是如此，為了避免日后諸如產品召回或行業技術更新換代所招致的巨額成本與口碑代價，應盡早在資本預算規劃時加入可持續指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交易中許多重要信息的獲得及衡量并非來自于商業伙伴，而是來自當地政府、供應商甚至是競爭對手這樣一些非傳統意義的對象。對于跨國并購更需要對當地資產的這些外部信息做出深入的了解和前瞻性的把握。否則，交易后再實施改變的成本往往更大，列買方來說風險也更大。

　　中國能源發展的“十二五”規劃中加大了對環境的投資，至2020年每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要下降40%～45%。為了大幅增加再生能源的普及使用率，政府持續出臺稅收優惠及其他補貼手段。就目前中國的環境發展狀況來說，可持續發展納入各個企業的發展規劃與實施已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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